看着咱们的老乡在外爱民如子、广施教化是不是在高兴之余还有些小小的嫉妒呢？不必如此，现在咱就来看看咱老乡里那些衣锦还乡，心系老乡的人们。

　　（一）

　　两宋之际，北方金国大举入侵中原，生性羸弱的宋朝皇帝对于究竟是战还是和，始终摇摆不定。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押解北上，史称“靖康之难”。当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史称南宋。对于金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新登基的宋高宗心里没底。此时，官拜从六品的右文殿修撰向皇帝上疏，陈述中原边防的利害关系，要求朝廷迅速抵抗，以制止金兵继续南下。

　　这个给宋高宗上疏的右文殿修撰名叫胡松年，字茂老，籍贯海州怀仁（今赣榆）。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任潍州（今山东潍坊）教授，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经徽宗面试，改校书郎兼资善堂赞读。

　　专家说，资善堂是宋代为皇子或皇太子而设的专门学校，赞读即训导官。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年）四月胡松年任殿试参详官，后迁任中书舍人。当年十一月，因受太傅王黼的牵连，被贬至太平观担任提举一职。在宋代时，太平观是为安置即将退休的年老大臣及高级冗官闲员而设，胸怀高远的胡松年无论如何也不会甘于消沉的。

　　靖康之役后，胡松年跟随宋高宗来到南京，在集贤院担任从六品的右文殿修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胡松年因上疏皇帝陈述边防利害，被召入宫商议军情。在此期间，胡松年以宋高宗特使的身份，多次身赴敌营，从中斡旋游说，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殚尽竭力，回国后被封为吏部尚书。后来，他在出任平江知府（今江苏苏州）时，当地贪官污吏闻风则“解印敛迹”，胡松年以兴利除害17事张贴于闹市，受到百姓的拥戴。

　　朝廷在加封其“徽猷阁待制”后，胡松年上疏陈述江防的重要性，认为当时的长江防线不具备“立国藩篱”的作用，也不便于兵力的调遣。

　　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胡松年被召为中书舍人后，胡松年又提出了在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吴江、钱塘、明越等处屯驻水军，以备金兵南下在此渡江。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金人要求南宋派重臣前往商议谈判事宜，许多朝廷大员不敢前去。胡松年作为奉表通问使，依然赴伪齐皇帝刘豫的大营，声称“必复故疆而后已”。此般豪情壮志，非一般人所能及。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胡松年病逝。因其平生不聚钱财，认为“贤而多财则损其志”，他将所得俸禄及受赏金帛多用于军费，无以“为子孙计”。

　　（二）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在灌云县西临乡(今海州区宁海街道)一户士绅家庭里，一名婴儿呱呱坠地，他被家人起名叫邵长镕。专家说，他便是日后为海州商埠的开辟奔走呼号，为海灌分治立下汗马功劳，晚年回乡兴办尚志学堂，深受乡民爱戴，被誉为“桑梓达尊”的邵冶田。

　　地方文献记载，光绪年间邵冶田就读于板浦敦善书院，中过海州乡试的秀才，后来又经过岁科两试，以“字冠全场，成绩优等，补为廪生”。不久后，被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世居板浦的贫苦农民为摆脱海州地方豪绅的盘剥与压榨，于当年11月革命军占领南京后，由板浦籍乡绅江恒源向新组建的临时政府提交了海灌分县计划文稿，原担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的邵冶田此时恰好在省临时议会任职，江、邵二人在宁上下游说，奔走呼号。最终临时政府决定，从东海县内划出板浦等十五镇设灌云县。县治设在板浦，因南有灌河，北有云台山，取二地名之首字，定名“灌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海州绅商沈云沛、许鼎霖等呈请两江总督周馥开放海州临洪口和青口为通商口岸以来，至1920年，因临洪口沙涨水浅，不宜轮船航行，且修堤筑码头花费甚巨，开埠工作进展缓慢。1921年至1924年，北洋政府曾多次派遣官员，督办海州商埠事宜。“因海港尚未完全决定，故商埠范围，亦未贸然从事规划”，而海州人则希望早日开埠。

　　1921年前后，邵冶田在北洋政府国会中任众议员江苏代表，当获知海州将要开埠的消息后，邵冶田多次呼吁和督促政府，就商埠经费筹措事宜，以及筹备期间必须进行的调查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1921年12月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海州海港及商埠之京讯》的消息，文中提到邵冶田向北洋政府提议，筹建海州商埠所需经费问题，可参照吴淞商埠开辟时所设置的临时经费，定为二十万元。

　　1922年6月，邵冶田将此议案提交国会审议，建议从地方关税中抽成以补贴海州商埠的筹建经费。1923年7月，邵冶田再次提交议案，请就海州临时车站暂设临时商埠，并拟定三条筹款办法：提高土地价格，减免相关税收；设立海鲜水产市场，收取管理费；建设市场所需费用先由商埠向省政府申请垫付，待日后商埠开辟后，以土地出让金偿还借款。经过邵冶田等旅京海州同乡的多年呼号奔走，1926年，由海州商埠督办公署最后划定商埠区域。因此在专家看来，在开辟海州商埠的这段事关日后咱大港城命运的重要历史事件中，邵冶田的功绩不容忽视。

　　1943年，邵冶田八十寿辰时，西临乡全乡人民为感念其恩德，为其立碑表彰，并邀其好友前清秀才徐家声榜书“桑梓达尊”四字，立于西临乡如意庵西大路旁。翌年冬邵冶田病逝，享年81岁。

　　据专家介绍，这块“桑梓达尊”纪念碑在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历经数次劫难，曾被当地村民作为基石修建社房，后被遗弃于卞浦村三队河畔。2013年11月，市文物保护学会志愿者刘洪雨、李彬等人在宁海乡周边开展文物走访期间，获知此碑的下落。2014年，在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多方的努力下，这块记录邵冶田荣耀一生的纪念碑被移入博物馆被林中，其高大挺拔的碑身，俊秀刚毅的榜书大字，无不彰显了邵冶田传奇的一生，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一睹为快。

　　（三）

　　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有一位不得不提的著名教育家，此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8年至1938年的十年间，他积极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所等职业教育机构，并创办《职业与教育》期刊，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他也是咱大港城人。

　　说到这里，也许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没错，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之父的江恒源先生。

　　据史料记载，江恒源先生字问渔，号蕴愚。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生于海州板浦尤庄村。江恒源自幼聪慧过人，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得中秀才，1904年考入两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毕业后任海州中学堂博物学教习。1913年，年仅28岁的江恒源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国立北京大学深造，1915年毕业后，先后在朝阳大学（今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大学（1949年停办）执教。1924年，江恒源先生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并出任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校长一职。

　　1926年，江恒源应邀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一职，后经黄炎培先生推荐，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并支持陶行知在南京创办乡村师范的设想。1928年1月，应冯玉祥的约请，江恒源赴河南任省政府委员并兼任省教育厅厅长。离任后，江恒源又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等校任教。在此期间，江恒源先生逐渐认识到，振兴中国需要大批技术类人才，职业教育刻不容缓。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江恒源先生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人支援抗战，并创办一·二八残废院，收容在战斗中伤残的中国守军。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江恒源组织职教社西迁武汉、重庆等地，继续坚持开展职业教育，积极支援抗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江恒源先生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务委员、中华职业学校校长等职。1961年2月，江恒源先生因病逝于上海。

　　江恒源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尽力鼓舞民族精神，使受教育者激发强烈的爱国情绪，无论做一工或成一事，皆要认定为国家、为民族，不是为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