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山下，元丰二年的杏花开了。
像往年一样，今年的杏花开得气势磅礴。与往年又不一样，今年的杏花开出了离别的意味。果不其然，一场盛大的辞别就在这时举行了。从蜀地而来的张师厚已经跨上了马背，一身春衣如杏花明媚。他在马上向苏轼他们抱一抱拳，便打马一路西去。“新郎君去马如飞”，前途似乎也和这漫山遍野的杏花一样灿烂。
这样的鲜衣怒马，冲淡了离愁别绪。人们热烈地议论着即将举行的殿试，并暗暗祝福前去殿试的张师厚一举折桂。作为老乡，苏轼怎么也想不到才气冲天的张师厚会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这繁华纷扰的世间。
接下来，便是苏轼自己与徐州的道别了。他的下一站，是千里之外的湖州。那里，有一场灾难正等着他。此时的苏轼尚未有一丝一毫的警觉，离情别绪笼罩了他。
隋堤三月水溶溶。
背归鸿，去吴中。
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这样的离别，是那样的痛彻心扉。官船一路南行，沿途隋堤唐柳，泗水淮河。多少往事，逐浪而来。
两年前，苏轼来徐州的时候，正是四十岁出头的光景，正值壮年。壮年，算得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没有了青春期的迷茫与冲动，老年的颓废与消极也暂未来到。进可攻，退可守。
于苏轼而言，徐州是他主政一方、展示施政能力的开始。虽然在密州时，他已是一地太守，但密州的贫穷与偏僻，让他除了在诗文上大有收获之外，其他所获甚少。徐州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人文深厚，看起来一切都要比密州好很多。并且，徐州靠近都城，利于政声文名的传播，确实是个为官为文的好地方。
本来，从密州调出的苏轼，将要赴山西河中府任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神宗突然改变了主意，这让已在西去途中的苏轼也大感困惑。但是今天，不仅是我，所有徐州人都要感激宋神宗的这次突然改任，不然徐州将与史上第一有才、第一有趣、第一有料的苏轼失之交臂，苏轼本人也将错失他心目中的“小住胜地”徐州。
苏轼在密州，既写出“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的温情，也写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悲情，更写出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情。
密州，今天的山东诸城，靠近青岛，远离中原。我常常思忖，当年的密州何以给了苏轼如此美好而丰盛的灵感，今天的密州又如何传颂苏轼的深情佳句？我甚至莫名地嫉妒密州，它的山水，空气，原野，野地里跑过的猎物。
熙宁十年。
苏轼履职徐州不久，一场大水袭击了这座古老的城池。由于徐州“冈岭四合”的地形地势，大水被围困在城中久久不能泄出，富人们已经收拾好金银细软准备逃离了。苏轼站在城门之下，带着连日奔波的疲惫他不是为富人们送行的，而是力劝他们留下。他说：“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没有威逼，没有胁迫，只有真诚。富人们真的不走了。留住了这一拨人，苏轼又向驻军求援，恳请军队投入眼下的抗洪抢险。指挥官虽不懂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道理，但是耳闻目睹苏轼亲身抗洪的努力后，欣然决定出兵抢险。
这一次大水，改变了徐州。一个地理标志从此在黄河大堤上筑就，一处文化地标也不期然地矗立在徐州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
这，就是黄楼。
黄河水魔终被降伏，是一城百姓的幸事，也是文坛文人的盛事。
水退民安。苏轼在黄河岸边的高堤上筑起黄楼，垩以黄土，取“土实胜水”之意。元丰元年重阳节，盛大的落成典礼在这里举行，楼上摆酒设宴，全城万人空巷。苏轼面对如此场景，怎能不感慨万分？他写下《九月黄楼作》。
水去民幸。全城百姓和闻讯赶来的文人举额同庆，“众客释然而笑，颓然就醉，河倾月堕，携扶而出。”弟弟子由一挥而就《黄楼赋》，抒写“适为彭城守”的哥哥“息汹汹于群动，听川流之荡潏”的惊心动魄。
高邮人秦观毫不隐藏自己对另一个男人的崇拜，“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他专程跑到徐州来见苏轼，并应邀参加了黄楼落成庆典。
无独有偶，苏轼到了黄州，年轻有为的画家米芾来到黄州的东坡雪堂，与苏东坡论画此时，苏轼才可以被称为苏东坡。雪堂，是苏东坡到黄州后的“自建房”，于雪中竣工。此次，墙上画的是雪中寒林与水上渔翁，不再涂成鲜亮的黄色。苏东坡去世后大约七十年，绍兴诗人陆游也到了雪堂，他见到的是苏东坡手持藤杖、倚石而坐的画像。
“黄楼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苏轼在《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中把这一景致写得精确。站在黄楼上，极目四望，一座城池尽在眼底。而在全城的任何一处地方，也都能望见这座颜色鲜黄的高楼。
对，就是要这种彼此看得见的风景。就像，他在时间的长河里，能看得到所有的人，包括我。而所有的人，也都能看得到他。我直到自己年届不惑，才知道“千里共婵娟”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空间距离，同时还有一种时间距离和感情距离。这个距离，我称之为“千年共婵娟”。每当我举头望明月，总感觉和苏轼是那样的贴近、那样的亲密。
亲，密。
以苏轼一生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的经历看，任职徐州的他，既没有在密州的伤感也没有在黄州的落魄，更不像儋州时的潦倒和京城时的优渥。这是人生旅程中的一段坦途，像一条大河从崇山峻岭中奔涌而出，终于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水面开阔，水势平缓。
此时的苏轼作为一股清净的水流，既不急迫，也不不急迫；既不悲伤，也不不悲伤。徐州，以它的宽容和从容，涵养了苏轼。尽管不像常州，有幸两度接纳苏轼，但是徐州人却把苏轼在徐州的两年时间延绵成了千年之久，变成了这一方水土所蕴含的文化养分，滋养着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元丰元年，十月的一个夜晚。苏轼记得，那一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他夜宿燕子楼，梦到了燕子楼的前朝主人关盼盼。
我觉得，一个人的梦，定是他心底最私密处的一种泄漏。苏轼在诗文中记梦不止一回。写《后赤壁赋》前，他曾偕两位好友再次夜游赤壁。其时，距上次之游（七月十六日）又三个月矣，当为十月之夜。
江水落下去很多，江边的巨石露出来。他独自援石而上，立于巨石之顶引吭长啸。时近夜半，但见月色之中，两鹤翩翩振翅自东面飞来，白翅如袍，掠过苏轼的头顶一路向西。
回家后，苏轼得了一梦。梦里，两位道士身着羽衣，状如仙人，问苏轼赤壁之游是否快乐。苏轼反问其姓名，二人默不作答。苏轼由是说：“哦，我知道了，今天夜里从我头顶上飞过的就是你俩。”两位道士一笑，便将苏轼笑醒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苏轼之于道士，如是；之于关盼盼，亦如是。关盼盼何许人也？唐代徐州守帅张愔的爱妾。关盼盼聪明秀丽，能歌善舞，以善跳“霓裳羽衣舞”驰名徐泗一带。
能跳“霓裳羽衣舞”的人，我只知道两个，一个是杨贵妃，另一个就是关盼盼了原谅我少得可怜的见识。张愔死后，关盼盼独居燕子楼十年，后来因为白居易几首如匕首一般锋利的诗而绝食殉情。大诗人白居易由此给我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我不喜欢刻薄的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留下一段凄美爱情传说的，却是那个被“写死”的关盼盼。
苏轼夜宿燕子楼而梦谒关盼盼，一定是心有所触情有所感。我猜想，他也许想起了他的结发之妻王弗。
王弗比苏轼小三岁，成婚之时年方十五。婚后十一年，王弗离开了人世，给苏轼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空白。至于夫妇俩的深情，我们今天仍能从“十年生死两茫茫”中体悟得到。写作《苏东坡传》的林语堂曾说：“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苏轼的第一次“海上冒险”，非常成功，却不想随即陷入了丧妻的泥淖之中。
苏轼在徐州的时候（现在，他还不能被称为苏东坡），声名已经远播。密州时期的几首词，为他带来了隆盛的声名。然而，就他的仕途而言，徐州时期既不是他的高峰，也不是他的低谷，一切都是恰如其分的好。
苏轼很享受这样的日子。公务之余，他饮酒、游历、交友、写作。农耕时代有它的悠闲与从容，有它的好处与享受。因为社会事务简单、交通通讯不便，官员们拥有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从密州赴任徐州，苏轼足足走了三个多月。这让他充分接近了沿途的风景风物、民俗人情，也尽情地享受了手足之情。没错，这三个月，他与弟弟子由可谓形影不离。
说到弟弟，想起妹妹。历史学家考证得出，苏轼并没有一个叫做苏小妹的妹妹，秦观也没有叫做苏小妹的妻子。但是徐州百姓却并不认可历史学家的说法，固执地认定，苏小妹即便不是苏轼的亲妹妹，那也是他的义妹。
传说，苏轼带领百姓抗洪时，苏小妹为救全城百姓而献身黄河。后来徐州百姓在河中沙洲上捞得苏小妹的红袍，遂将沙洲命名为显红岛。如今的显红岛绿树成荫、雕梁画栋，成为一处清幽所在。
在徐州，关于苏轼，几乎人人都能说上一二。云龙山下，烂漫的杏花每年仍开着；云龙山上，放鹤亭仍以清风待鹤；食肆酒楼，东坡肉仍香气四溢苏轼，从来到徐州，就从没离开过。
欧阳修，那个自号“醉翁”的滁州太守，和苏轼同是横跨北宋政坛文坛的领军人物，同列“唐宋八大家”，并称“欧苏”。他们有太多相交相通之处。
当年苏家父子一路艰辛一路希冀，从偏远的眉州来到都城参加殿试，主考官便是受皇帝委托的欧阳修。据说，欧阳修读了苏轼的文章后，既激动于自己发现了一个人才，又悲哀于自己将远不及此人。他对儿子说：“三十年之后，没有人会记住我，因为这个人比我更厉害。”以欧阳修在官场文坛的身份地位，人们自然能够掂量出此话的分量。果然，十年之后苏轼就成了与他齐名的人物。
苏轼与欧阳修的相通之处，超越了“少饮便醉”的喝酒层面，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官一时，交友一生。他们和当地百姓交友，也和山水交心，所以山水间至今流传着他们的鲜活和温热。
放鹤亭和云龙山，醉翁亭和琅琊山。前者是苏轼留在徐州的地标，后者是欧阳修留在滁州的地标。
秋天，薄雨。琅琊山，醉翁亭。我惊叹于草木的葳蕤，惊诧于醉翁的洒脱，惊喜着亭子的精妙。醉翁亭依山而建，亭外有欧阳修手植千年梅树，枝干遒劲有力；亭内有欧阳修设计的环形水道，随时可以俯身拿取酒壶。坐在亭子内，觥筹交错，呼朋唤友，远看秀丽山水，近闻梅花暗香。欧阳修，一个爱喝酒写喝酒的知州，一个爱山水写山水的知州，一个被贬官却爱民的知州。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欧苏”在徐州、滁州的任职时间都极短。苏轼知徐州，一年又十一个月；欧阳修知滁州，两年零四个月。两个人一南一北，都为当地留下了遗迹和诗文，都为当地百姓爱戴并被后人追捧。
“诗言志，酒载情”，他们在徐州、滁州任职期间都极爱喝酒。苏轼在徐州，走遍了云龙山，在放鹤亭中饮酒，“鹤飞去兮，西山之缺”，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放鹤亭记》。欧阳修在滁州，访遍了琅琊山，修建了醉翁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写就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春夏之交，草木际天”，他们在徐州、滁州任职期间心态极为烂漫。云龙山下，我们已经找不到苏轼亲自栽植的杏树，徐州却还原了“一色杏花三十里”的盛况，在云龙山西坡广种杏树。初春，杏花怒放，灿烂如雪，让人沉醉，不由想到那春风得意“马如飞”的“新郎君”。琅琊山里，我们依然能邂逅欧阳修亲手栽种的那株梅树，历经千年完好无损。冬尾，梅花绽放，暗香浮动，让人沉迷，自然联想到那“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的“醉翁”，那失意于官场、得意于山水的欧阳修。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轼拥有一切令文人羡慕的东西。才情自不必说，娇妻美妾也不必说，知己文友也不必说，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并且使之保持轻松愉悦。
为武则天写过传记的林语堂，也为苏轼写过传记。我想，以林语堂的幽默诙谐，他一定会深得苏轼的喜欢。如果他们同在宋代或同在民国，也定会成为知己。
两个有趣的人啊！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赠予苏轼太多的头衔：“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轼的全貌苏轼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的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轼的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苏轼“醉中走上黄茅冈”“冈头卧倒石作床”的醉态，都表明他是一个耍得开、放得下的性情官员。当然，他还是一个富日子过得、穷日子也过得的旷达文人。
迁任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后，苏轼举家住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他常常带着老婆孩子下馆子、逛书店，根本不见谪居黄州时“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
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最让我心动的那个细节就是他在京当官的时节，身边簇拥着一群高人雅士，像黄庭坚、李龙眠、张耒、王巩诸人。偶然获得几张上好纸张，他们便要即兴合作一番，有人画石，有人画竹，有人画松，有人题款。戏谑欢乐中的合作与分享，于今天来说是那么的简单却又格外稀缺。
你看，他和权贵们能玩到一块儿去，能和文友们玩到“嗨”，也能和村野之人谈得来。他总是善于发现别人身上可以融洽相处的优点。那个出现在《放鹤亭记》中的“山人”，据说就是一个乡村野佬。今天的很多文人，于官面前太自清，于民面前又太自傲，远不如苏轼可爱。
从苏轼此后千年的超级人气来判断，这样一个率真、风趣、幽默、有才、旷达的人，自然深受人们喜爱。可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他不见容于当时的朝廷和同僚？
当我也活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条“真理”：崇拜来自远方，嫉妒来自同僚。可见，当时的朝廷以及他的很多同僚在与率真、风趣、幽默、才能等为敌。朝廷和同僚不喜欢这些品质，如果喜欢，也一定出于某种目的，并不衷心。
苏轼并不是一个爱耍小心眼的人。有人评论他的《寒食帖》，指出“但见乌衔纸”的“纸”，那一竖锋利如剑，直指下面“君门深九重”的“君”字。我觉得他一定不是故意的，他有悲，有愤，有怒，有恨，但是他一定不会有仇。如果仇恨俘虏了他，他就不会成其为苏轼。
同样的，哀伤也不能俘虏他，他让哀伤成长为一种怀念。母亲去世时，他在母亲的坟茔周围种下了三千棵松树；被贬黄州后，他在山之东坡种下万棵松树，以此纪念他的亡妻。松树在一寸一寸地生，他的哀伤在一寸一寸地断。
他尝遍了人间的所有滋味，升迁与贬谪、离别与相聚、得意与失意、清醒与迷醉、痛苦与快乐，最后人们用“旷达”来评价他。旷达这个词，很有意味，一般人配不上这个词。旷达不是在甜蜜里酿成的，旷达必得经过苦难的发酵才可得。是的，如果没有那么曲折的经历，是没有资格来旷达的。
最终，他旷达了。
苏轼真正的入仕大约在三十岁之后。我曾久久地盯着一份地图，标注苏轼为官的足迹。从开封而杭州，从杭州而密州，从密州而徐州，再湖州，再黄州，又常州、登州、杭州、开封、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最后终于常州。
看久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留在了地图上。这问号，是苏轼一生的浪迹行走。这问号，画在中国大地上，或是对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巨大疑惑，或是对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深深拷问。
生前，苏轼命运多舛，靠一口“气”活着。死后，他的“哀荣”无以复加，令人莫名惊诧。
给予他的，恰恰是当初剥夺他的；承认他的，也正是当初诋毁他的。坐过北宋的监狱，南宋奉他为文忠公；北宋群臣销毁他的诗文字画，南宋皇帝急于为他的著作文集钦赐序言。这，恐怕也是苏轼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宋徽宗赵佶是昏君也是亡国之君，是书家也是画家。出于复杂的心思与用意，他迅速恢复了苏轼在世时的最高官位，并高价搜寻苏轼的各类手稿。金人攻下北宋京城东京，除了对着名册“押运”几百名皇室成员外，还指名索要苏轼的书画作品。于是，苏轼的作品，一部分跟着徽宗、钦宗“二圣”去了番邦，一部分跟着高宗赵构到了新都杭州。
“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宋高宗，品读着苏轼的遗著，敬佩着苏轼的谋国之忠，赐封苏轼的孙子苏符高官。到了孝宗，皇帝不给苏氏后人赐官了，改赐苏轼本人谥号和官阶。苏轼成为“文忠公”和“太师”。
孝宗赐封苏轼为太师之位的圣旨，盛赞他具备“王佐之才”“君子之道”，“恨不同时”“是以论世”，而“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就大有谴责先祖、为苏轼翻案的意味。
孝宗还亲自为《苏轼集》写序言，提到之所以“赠太师、谥文忠”，是因为“忠言谠论，不顾身害；凛凛大节，见于立朝”。这篇序言，据说安放在杭州西湖苏轼纪念馆的正中。
对苏轼的评价，南宋孝宗的圣旨与序言，不比民国林语堂的传记差。收录于此，我们不妨看看徽宗后人的肚量和文采：
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睹，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谠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苏东坡哀荣盛隆，赠太师、谥文忠，明朝首辅张居正的遭遇却和他相反一来一去。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被人弹劾。二十岁出头的万历皇帝，完全不理会张居正曾是恩师曾是功臣，立刻剥夺张居正死前几天才获封赐的“太师”职阶与“文忠”谥号，狠狠地抄了他的家。
古今对比，我听到子瞻对弟弟苏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说这句话的人，也许才是真正的好人。一个不可救药的好人啊。
《金刚经》里云：“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与僧道相处甚深的苏轼显然知道，每一个人都只是时间长河里的过客，苦海无边，回头非岸，惟有珍重当下。的确，他不肯敷衍每一个庸常的日子。努力，享受；认真，戏谑，这或是他死后仍然广为人们追怀的原因。
元丰二年五月，苏轼抵达湖州。此时，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并将于三个月后掀起官场上的巨大风浪。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他的学生兼好友，那个以诗书名世的黄山谷，有一个著名的书法作品《书寒山子诗》。“水流如激箭，人世若浮萍”几个字，似乎是专门为概括苏轼的一生而定制。
苏轼，这位才华横溢的传奇人物，目前看来好运气似乎用尽了，厄运从此降临。他被投入监狱，一“蹲”就是四个月。
辱来，荣去。
来和去，本来就是一对孪生的兄弟。既有来，必有去。如夏来，春去；秋去，冬来。人生也是如此，生即来，死即去；荣即来，辱即去。既有昔来，必有今去。来和去，是一个因果。
来去一瞬间。这一瞬，快如一呼一吸。俗话说，人活一口气骨气、豪气、义气、勇气、正气、才气对苏轼来说，那是一口什么气？
在苍茫天地之间，我对着苏轼渐远的背影，发问，发呆。
或是机缘，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段话浮现于秋日午后：“书中有些令人羡慕的人，他们从不肯生活在虚幻之中；书中有些值得同情的人，给懵懵懂懂做下的事情撞得头破血流。因此，我所以要大家去挣钱或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是劝大家生活在现实当中，不管你能不能说出自己的感受，看起来，这都是一种活泼泼的生活。”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苏轼风马牛不相及，她的这段话也与苏轼毫无关联。但是，它却又与我们每一个书写者有关，与每一个世俗的人有关，包括苏轼源于那种虽“头破血流”却“活泼泼的生活”。
这活泼泼的生活，是他们的，有意或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