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古镇是缘水而建，因水而成的，十字形、丁字形或者是网格状的水系通向古镇的每个角落。出了镇区，这些水系和周边四乡的水道相连，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水网。水网促进了江南水乡古镇的商业发展，必然会在古镇和周边四乡之间形成频繁的人员流动，带来治安的问题。对此，清代光绪年间编纂的《甫里志》里收录了一篇由张肇辰撰写的《甪直添设水栅民便记》，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盗贼无他恃者，船易装易载，易窜逃易“藏匿”。水乡市镇的商业活动依赖船只，但如果船只被盗贼利用，也是有副作用的，既能躲藏，又便于逃窜。于是，设置以市镇为中心的防卫体系迫在眉睫，古代江南市镇特有的水栅就诞生了。
设置水栅——古代江南市镇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水栅一般是在江南市镇的集市周边比较狭窄的水道、河流处或者是桥洞里设立栅栏和木门，以阻止船只通行。《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中《甫里志》水栅附有载“置水栅所以备寇盗也！镇之四隅设立之，以时启闭，其与防御之法实有裨益。”小的市镇一般只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设立水栅，统称为“四栅”；大的市镇就会设立不止“四栅”。
古代甪直的水栅建于何时已无考，方志上记载清朝时期的水栅是把以前曾经有过的水栅进行恢复重建。甪直在清朝时期曾经有九处水栅。因为甪直桥多，所以这九处水栅中除了有两处设立在金鞍浜和北港外，其余的七处水栅都是设置在桥洞里的。
这些水栅怎么管理呢？张肇辰在《甪直添设水栅民便记》中说：水栅夜晚用铁链锁住，早启夜闭，“栅之内分段设立更丁，栅有警，更应之。”有专门的值勤人员，早开夜闭。
水栅的设立，把繁华的街市和纯粹的乡村田野区分开来，非农固定居民、手工作坊、商业店铺等分布在水栅内，而水栅外就是乡村。因此，在古代江南市镇的形成过程中，设置水栅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江南市镇的街市范围的逐渐固定。古代甪直镇就是这样，《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中《吴郡甫里志》上说：水栅内的居民“大多业织席，西南三隅暨迤南迤西尤甚。东隅多业浦履，迤东南多业织棉布，迤东北多业织夏布，迤西北多业浦蒌，其女红则绩苎縩为多。”也就是说水栅内西、南面的居民主要从事织席，东面的居民主要是织蒲鞋，东南面的居民主要是织棉布，东北面的居民主要是织夏布，西北面的居民主要是织蒲草席，女红则主要是用苎麻编织彩色衣服。分工明确，而且其行业的分布区域也是很清晰的。
栅内市河同源自吴淞江
根据晚晴时期的《甫里志》中关于“水道”的记载，古代甪直镇水栅内的集市市河有多条，其中从西美桥到和丰桥是西栅集市河道，从和丰桥到正阳桥是东栅集市河道。这两条河道都源自吴淞江，吴淞江水从吴巷嘴北折分流进入甫里塘，然后迂回曲折进入
西美桥，沿着市河再向东流出正阳桥，
再回流到吴淞江。西市河有一条支流金鞍浜也是源自吴淞江，江水从云龙港绕过孔家港，再流入金鞍浜，过景定桥，汇入西栅集市河道。然后在和丰桥分流，进入环玉桥，再到万安桥，然后向东折入眠牛泾，然后再往东流，出怡翁桥，进入界浦。而东栅集市河道的上源北港的水也源自吴淞江，也分两股，一股从梅家厍港，一股从刹力港，然后汇流胡家潭，再迤逦往南进入北港，然后再通过交会桥汇入东栅集市河道。这条河道最后通过界浦分流成两股，一股入商阳潭，一股入范青湖。
西涨汇集市的河道也是源自吴淞江，江水分为两股，一股从新漕港分流进入洋泾，一股从西村巷流入到张巷南，和流入洋泾的水汇合后，进入马公桥，然后再东折到西涨汇，再出金典桥，往南进入南栅集市河道，然后再进入界浦。
南栅集市河道的上源陈家浜的水也源自吴淞江，江水由阖闾塘分流，进入龙潭港，再迤逦往北进入南通桥，然后再分流，进入马家荡，然后再向东过福民桥，汇入南栅集市河道。
由此看来，古代甪直镇水栅内的市河都是与吴淞江相通的，其水源都来自吴淞江。
古代甪直镇只“三栅”
古代甪直镇的水栅与其他江南市镇的水栅相比，除了大多建在桥洞内、其市河水源均来自吴淞江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那就是：一般江南市镇的范围都是在“镇之四隅”设水栅，称其为东、西、南、北“四栅”。但据方志史料上的记载，古代甪直镇的水栅却是“三栅”——东栅、南栅和西栅。这大概是因为甪直镇的水系是“丁字形”的缘故，其主要水系是一条东西向的河道，然后是在这条东西向的河道当中出发，向南延伸出又一条主要河道，形成独特的“丁字形”水系，所以甪直镇就只有东、南、西三栅，而没有北栅了。
同时，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独特，位于长洲县（后改为元和县）、昆山县和新阳县三县交界地方，所以其镇区的行政管辖也一度分为三块。
没有“北栅”，既是缘于地理位置，也是缘于水系特征。
而水栅以外的周边四乡，其划分也是很有特色的，方志上说是“取河洛数纵横十五为率”。研究过《周易》的人都知道，《周易·系辞传》中有这样的话，“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图之数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万物的变化都不外乎“五、十”之数的变化。清代甪直镇的水栅以外的四乡区域就是按照河图、洛书的“五、十”之数来划分的，西南到大姚村，东北到南新渎，东南到大慈村，西北到沙区里。所以，清朝时期，离甪直镇十五里距离的周边，东有千墩，西有唐浦，南有陈墓，北有真义。这是不是很神奇？
甪直变革设内外栅
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水栅内的市场会向水栅外拓展，或者是另开市场，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一般市镇内的河道相对狭窄，稍微大一点的船只进入市镇内不太方便；另一方面，如果水栅内的市镇商业繁华，必然会有很多的船只频繁往来，这样就容易在水栅内的市镇河道内造成交通阻塞。而如果这时在水栅外另开市面，往来交易的船舶就有比较宽阔、空旷的地方停泊。
比如古代甪直镇的东栅，在清乾隆十三年（1748），甪直市镇上的陈朱组、周鸿勳、陆元鼎和僧本立等募捐重建正阳桥。由于重建后的正阳桥“高大稳固”，落成后，使得“东廛渐加富庶”。在乾隆十三年，高大、稳固的正阳桥重建后，东栅内商业繁荣，居民越来越富庶。一座重建的石桥兴了东栅之市。
而南栅外，其水系东面连接黄浦江及其下游的“三泖”（大泖、长泖和圆泖三个湖泊），西面连接葑溪，从南往东，又有水渠相连。这样的水系，使得该处居民担心盗贼会在水网中出没，危及自身安全，所以在明朝万历年间，用土将水渠填塞了。到了清朝初期，有一马姓人家将已经填埋的水渠港口堵住，然后在里面养鱼，这样就造成了“濠上之田不得引渠水以灌溉，往耕者舟又不得入，必迂其途以至田畔，农人苦之；附近村落入市者就近赴西汇，而里之南竟不成市，阛阓萧然。”南栅外一条连接东南两条河流的水渠的堵塞，造成了南栅外进入水栅内集市人口的急剧减少，从而导致了“里之南竟不成市”。一条人为堵塞的水渠竟然毁了南栅之市。
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当时在甪直镇驻扎的分防县丞彭方周应马姓人家的请求，派工将堵塞的水渠疏浚，恢复原来的水道，“遂使往来者无病涉，附近乡人之入市者，舟楫亦得达于南；而里南之久不成市者，由是稍稍有起色。”这条堵塞的水渠一疏浚，一恢复，南栅之市就有了起色。
由此可见，水栅之外再建集市会出现更多的问题，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这种“栅外建市”的变化下，古代甪直镇的水栅制度又做了变革，《咸丰元年春三月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按建置水栅，必审度地势之要害。若仅于市梢横木，虽锁链坚致，启闭以时，而盗贼之来艘泊栅外，俟更阑守望之疏，亦不难乘间而入。故须于离镇半里之外，择小水接连大水紧要处，两边密钉桩木三四层，中作水门，以通船只出入。锁链务须坚巨，栅之左右构屋数椽，择附近诚实之人编定工食，从厚给予，令彼栖守。即有盗贼窃发，能斩栅而入乎？纵使得入，看守者力不能敌，亦可从陆路抄至内栅，呼集居民，以助声援，则以众御寡。兼之入而难出，势即成擒，所谓重门之险也。则民无探丸之恐，官免捕缉之劳矣。”
“在原来水栅之外再重设一个水栅”，这样的“外栅”是在原水栅外小河道与大的河流的交汇处设置的，一般是在河面两边密密麻麻钉上三四层木桩，而栅栏的当中不钉木桩，留出水道，以作为供船只出入的水门。这个“外栅”的锁链要大而牢固，“外栅”左右两边要造几间房子，然后挑选诚实可靠的人，给他们高的薪水待遇，叫他们来看守。这样，如果有盗贼，也不能进入外栅。即使盗贼能进入外栅，即使那看守之人抵挡不了盗贼，也可以从陆路跑到“内栅”报警。这样的“内、外水栅”的设置，就使得居民没有了遭盗抢的危险，官吏也避免了追捕盗贼的辛劳。“内、外栅”是应对“栅外建市”的有效变革举措，兼顾了治安和贸易这两个方面，可谓两全其美，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