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均：出版人、经济学家、教育家、新闻传播学家，1936年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赴台湾，1958年大学毕业，次年赴美深造，后任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河城校区），1971年当选美国杰出教育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台湾创办《天下》和《远见》杂志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现为“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董事长，被誉为“你必须知道的101个台湾人”之一。

　　40年后，高希均仍在舆论浪尖

　　经济学家大多不“讨喜”，因为他们的观点常与民众认知相悖。更何况，高希均还手握传媒话筒，自带声音放大属性。

　　这个生于南京，长于上海和台湾，成名于美国的81岁老人自称“80后”，但他的一些观点，比正宗“90后”还要前卫——1977年语出惊人“物价可涨税负该增”，共鸣与非议起飞。2017年又提出“有能力的老人应该‘领养’年轻人”，支持共反对一色。

　　40年来，高希均始终没被口水淹没，他的论述还从台湾传到大陆，为更多人熟知。然而，如果要探究这个特立独行者的思想路径，就必须顺着时间轴，从他的出生地南京，看往海峡那头。

　　“我父亲在江阴抗日”

　　1936年，高希均在南京出生，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的侵华枪火击碎无数中国家庭，包括高家这个书香门第。

　　幼年高希均辗转去往苏州，仅待两年又到了上海，“在上海的时候我逐渐懂事了，能记得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的情景。当然了，那都是些很不好的印象。”

　　早在日军全面侵华两年前，北京学生就已怒吼“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彼时彼刻的江南，高希均父亲的职业，也从笔杆换成了枪杆，“我的父亲是江阴人，念的是师范，在家乡当小学校长，但他很爱国，抗战时期当过游击队员对付日本人。”

　　抗战刚平，内战又起。

　　“在大陆最深刻的记忆，是13岁离开上海到台湾。那时候兵荒马乱，我在复旦中学念初二，年轻学生展开了反饥饿和争取民主的游行。”

　　大众反抗国民政府，是因为难以忍受飞涨的物价和即将崩溃的金圆券货币体系。

　　那一年，高希均的出生地南京同样混乱。曾有亲历者回忆，“当时物价涨得太快，大家拿着一捆一捆的钞票去买东西。饼干厂虽已停产，但还是有人冲进去抢面粉，结果不小心掉进堆面粉的池里，活活被呛死。”

　　“后来我读了更多的书发现，一个国家如果长期通货膨胀，政权就很难维系。”高希均日后的经济学家之路，似乎在1949年那场大变局中已有预示。

　　怎么可能？不可思议！

　　和无数抵达台湾的年轻人一样，高希均也住进了眷村。

　　在高希均的记忆里，眷村岁月并不如外界认为的那般一贫如洗，“一般家庭的经济条件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很贫穷，连吃饭都很辛苦。第二种是富豪，什么都有。更多人位于二者中间，我住的眷村有2000户人家，孩子们不是想买书就能买到，想换鞋子就有钱换，但也算不上贫穷，只能说是清寒。”

　　所谓清寒，就是住的房子没有空调，收音机和自行车是“奢侈品”，更别说用电话和亲友聊天……清寒子弟想改变命运，高希均的选择是读书，“那个年代怎么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只有靠报纸靠书本。我很喜欢读名人传记，读传记不是要成为名人，而是要看人家经过了多少辛苦和挫折。”

　　果然，10年之后，他成了所在眷村第一个漂洋留学的人。

　　1959年秋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是高希均“一生中最幸运的转折”。羞涩的行囊中，除了份助教奖学金，就只剩下本厚厚的英汉双解字典。

　　“当时台湾地区的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是20美元，我到美国当助教，月薪200美金，整整10倍。”穷小子高希均抵达美国后，更多的冲击扑面而来，“我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房间里有电视、电话、冰箱、地毯，这在之前无法想象，怎么可能本科生都开汽车来上课？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更有意思的是，高希均主修的专业领域是经济发展，这也成了他一辈子的研究方向，“所谓经济发展，就是研究怎样把国家和社会变得不再落后贫穷，提高人均所得，改善生活。”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高希均一辈子研究经济发展，他也常说自己一辈子是个书生，“书生，就是一辈子为书而生。我以书籍、演讲、论坛的方式，请名人到大陆、香港、台湾来传播观念。”

　　通过演讲和写作来传播观念，是高希均从小就爱做的事。“什么叫好的观念？就是你的论述、主张、价值判断，是为了经济进步和教育普及，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永续发展，大家有更美好的生活。”

　　于是，高希均在台湾创办《天下》和《远见》杂志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30多年时间，我们出了近4000本书籍，每个月还有5本杂志，但所有的书籍和杂志，不会为了销路而添加暴力、情色、八卦，这些我们绝对不碰。”

　　然而，不是所有的观念，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认可。高希均在台湾大学客座教书时，发现学生学费非常低，这个很多人眼中的好事，却成了他批判的起点。“很多人认为学费一涨，清寒子弟就没办法进大学，其实学费调整之后，清寒子弟完全可以免费，让不清寒的学生付涨价的学费。没有‘排富条款’，几乎人人都在享受补贴。为什么不能把补给富人的这些津贴省下来，做更迫切需要的事？”

　　1977年，高希均发表《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挑战“物价不能涨、税收不能加、补贴不能减、企业要奖励、政府要施舍”的观念，马上招来“无视民间疾苦”的骂名。

　　40年后再忆那篇文章，高希均直言台湾社会“白吃”的心态比以前更严重，“一方面说明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不会失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检讨，为什么你觉得正确的理念，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和赞成？”

　　祖孙二人，一种乡情

　　别说当年的台湾，高希均的观点放在今天的大陆，依然有极强的话题性。不过，大陆之于高希均，故乡的意义，应该高于演讲坛。

　　1988年，离开39年之后，高希均终于回到大陆，前往北京、上海、苏州、江阴、南京5座城市，“当时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母亲回到家乡周庄，我买了栋别墅，姐姐陪老人在那住了整整一年。”

　　那一年，高希均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回大陆看望母亲，“那时候还没有直航，我先要坐飞机到上海，再坐3个小时汽车到江阴。”母亲离开周庄后，高希均把别墅卖来的70万，捐给了当地的一所中学。

　　高希均用捐款帮助故乡的孩子，外孙女表达的方式更为直接。“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个美国律师，他们夫妻想领养孩子。女儿知道我在大陆出生，觉得如果到大陆来领养孩子，我一定很高兴。呵呵，我当然很高兴了。”

　　1999年，高希均的女儿前往广州，领养了一个10个月大的女婴，取名叫安妮。“领养的手续很复杂，还要调查家庭收入等各方面。当年共有20个美国家庭通过了审核，我老婆是广东人，会说英文也会说广东话，她义务陪着这20个家庭，负责协调和翻译。”高希均回忆道，“在西方领养孩子，从第一天开始就不用避讳，所以安妮完全知道自己的身世。”

　　当年被领养的女婴，现在已经是18岁的高中毕业生，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故土。“美国高中生毕业后可以请假1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安妮就利用这段时间，到天津的一所残障孤儿院当义工，那里有50个孩子……”高希均有些骄傲，“这个故事，是不是和乔布斯有点像？”

　　老年人的“新独立宣言”

　　同样让高希均自豪的，还有故乡的发展。“谁也没有想到，大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相对清寒，发展成现在世界前几位的经济体。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相对的落后变成今天的进步和富裕。”

　　针对大陆和台湾已经到来的老龄化，高希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独立宣言。

　　“我们常常有个观念，认为年轻人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要学习奋斗。国家其实靠的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有经验有能力也有财富，可以帮助提拔年轻人。设想一下，如果10万个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认养一名年轻人，这样就可以帮10万个年轻人，他们会得到照顾和鼓舞，以及言教和身教。”高希均说。

　　“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定要把所谓财富算一算，到底需要多少钱照顾自己和老伴，再留一点给子女当遗产，剩下来一半或者更多，要给母校和社区。所谓社区，就是你在哪里长大，比如我就是南京。”高希均说，“如果有能力的长者还要依靠政府的照顾来度过晚年，那意味着纳税人要多付很多钱，很不应当。”

　　乍一听很西方，但仔细琢磨，是不是又和40年前的那番“不白吃午餐”有异曲同工之处？看来，“80后”高希均还不想走下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