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1947年进入金陵大学外语系，1949年随父母迁到香港，次年赴台湾。1953年创“蓝星”诗社，1974年到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2012年受聘为北京大学“驻校诗人”。著有《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等诗集，其中《乡愁》最为人熟知。
这头，浅浅的海峡永远年轻。那头，余光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
尽管已戴上助听器，但这位九旬老人仍在《琅琊榜》里，搜索长江和玄武湖的踪迹。
余光中太有名了，几乎每个人都在他那首《乡愁》里体会过人生百味。可谁能想到，诗人自己的乡愁如此想得却不可得。
这种反差，似乎也是他人生的缩影：生于1928年重阳节，既有菊花诗酒，也有颠沛流离的避难。所以，他爱自称“茱萸的孩子”，听起来有种浪漫又伤感的宿命感——你奈人生何？
“《琅琊榜》拍得很好看”
余光中 张警 摄
因为身体原因，余光中淡出公众视线已有时日，就连高雄公寓楼下的保安都说“很久没见过余先生”。不过，余光中和妻子范我存，仍在关注海峡对岸的点点滴滴。比如，以南朝金陵为故事背景地的“爆款”电视剧《琅琊榜》。
“《琅琊榜》很好看，我们认为这是大陆拍得最好的电视剧，买了整套光碟。”妻子范我存有些兴奋，“现在我们朋友分成两类，一类是看过《琅琊榜》的，最多的看过7遍，另一种当然是没看过的。”
“影片里面里面没看到长江，也没看到玄武湖……”余光中插话了，他至今没忘南京莫愁湖、雨花台、北极阁、月牙湖这些“少年前尘”。
记忆的星云以前，则是不得不提的栖霞山，“我的母亲在重九前一日登高，次日凌晨生下我，她登的就是南京栖霞山。”
恐怕许多人，已不知重九为何要登高。梁朝吴均在《续济谐记》中写道：汝南桓景隋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火。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劢茱萸以击臂，登高食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过，见难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芸始于此。
1928年重阳节出生的余光中，对自己的生日很满意，还自称为“茱萸的孩子”，不过他也提到，“重阳节的意义为避难，自豪中又感到深沉哀伤。”
余光中认为，他那一代的孩子，似乎全诞生在重九这天。因为那代人，或多或少都被卷进了战争。
“梁朝不过几十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余光中说的是南梁，你完全可以理解为在说南京。
高淳遭日军：别出声
1951年余光中和双亲在台北合影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母亲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已带着余光中返回常州。没多久，日军一路打来，母亲只好收拾细软，带着孩子和族人在苏皖一带逃难。
当年，一行人在高淳碰上日军，躲进一座佛寺，谁知日军随后也驻扎在此。余光中被母亲拉着钻到香案下，其他族人也纷纷藏在佛像背后。
余光中回忆，当时他听见日军的吆喝和脚步声，根本不敢往外看。“千万不要出声啊！”母亲在耳边的叮嘱，简直就像祈祷。天色渐渐暗下，忽然殿前传来脚步声，直逼香案。母子俩以为被发现，死命相拥。没想到日军竟然是来礼佛的，虚惊一场。
第二天清晨，确定日军全部离去后，他们才从香案下钻出来，却发现原先一同逃难的族人已经七零八落……
“那一年我已经很有国家观念了，觉得自己是个小小的亡国奴。”可在体力上，余光中毕竟还只是个9岁的孩子，东躲西藏走走停停，实在走不动了，就由族人用箩筐挑着。
后来，余光中在《下游的一日》文中，回忆起漫长的逃亡路，“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军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越过多少公路，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劫后的宜兴和桥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隔着一条街的爱情
余光中夫妇和4个孩子
妻子范我存搀扶余光中 张警 摄
踩着瓦砾和尸体行走的，还有范我存。多年以后，她成了余光中的妻子。
“1937年夏天，我5岁，父亲带我们去杭州郊外的山上避暑，他发现笕桥机场突然变得很忙碌，察觉到要打仗，于是紧急下山。”范我存说，“那时候杭州只有火车通到金华，到金华后就得徒步，到长沙才有坐船坐到重庆，走了足足一年。”
抗战时期，范我存在大渡河汇岷江的乐山，余光中在嘉陵江入长江的重庆，虽都在川渝一带，但并不相识。
“抗战胜利后，我在苏州读了年初二，到南京明德女中读初三，学校对面，就是他读的南京青年会中学。”范我存口中的明德女中和青年会中学，现在分别是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第五中学，依然只隔着一条莫愁路。
但二人真正结缘，还是因为文字。
“我高三那年，和几个同学合办了文学刊物，把拜伦的诗《海罗德公子游记》咏滑铁卢的一段，译成了七言古诗。不难想见，一个高三的男孩，哪会有旧诗的功力呢？”余光中把刊物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寄售，自然是一份也没销掉，只好搬回家。沮丧之余，他寄了份刊物给当时只见过一面的范我存，“她不管什么平仄失调，却知道拜伦是谁，觉得能翻译拜伦的名作，当非泛泛之辈。”
只可惜聚散无端，直到译者余光中读完两年大学之后，才和读者范我存在台湾重逢。
“大萝卜”问胡适单词
1958年余光中留美期间在爱荷华大学宿舍的照片
1969年余光中在美国落基山国家公园
还能用南京话说“乖乖隆地咚，青菜炒大葱”的余光中，这样形容在石头城的岁月，“我长得很慢，像一只小蜗牛，纤弱而敏感的触须虽然也曾向四面试探，结果是只留下短短的一痕。”
但人总会长大，1947年，余光中考入金陵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一个‘南京小萝卜’变成‘南京大萝卜’。”
根据余光中的回忆，当时金陵大学学生并不多，他读的外文系尤其少，一年级的新生只有7人，“有次系里的黑人讲师请我们全班去大华戏院看电影，稀稀朗朗几个人上了街……”
教英国小说的是位女老师，指定学生一学期要读完《金银岛》、《爱玛》、《简爱》、《咆哮山庄》、《河上磨坊》、《大卫高柏菲尔》、《自命不凡》、《回乡》8本小说。“她其实是金陵女子学院的教授，我们上她这堂课，不在金陵大学，而在她的女校。每次和同学骑自行车去女校上课，闯进女儿国的绮念联翩，讲台上又是女老师悦耳的嗓音，令我们半天惊艳。”余光中曾撰文写道。
然而，那时的余光中并不擅交际，朋友也很少，但他没有像一般文艺青年般攀附名流。只有一次，余光中读莫泊桑小说的英译本，书中把“断头台”拼写错了，查遍字典都找不到，便写信去问他认为当时最有学问的胡适等人，“也许我写的地址不对，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
英文版《乡愁》，想听吗
余光中 张警 摄
余光中夫妇 张警 摄
胡适没有递来回音，但余光中的另一封“信”，早已被无数华人打开。你猜对了，就是《乡愁》。
自古诗歌一体，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曾把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谱曲传唱，给《乡愁》插上音乐翅膀并得到作者认可的音乐家晁岱健，正来自南京。
时间回溯到2002年前后，在一场庆祝北京申奥的活动上，余光中受邀现场朗诵《乡愁》。当他念出“我在外头”时，台下万余名观众突然齐诵“母亲在里头”。晁岱健被“击中”了，“这首诗打动了无数同胞，为什么不把它以音乐的形式呈现给更多的人呢？”
然而，真正落笔时，晁岱健却感到难度非常大。“这首诗4段88个字，亲情、爱情、家乡情、祖国情融为一体，向往、思念、惆怅甚至绝望的感情，都难以用音符表现。而且，诗中有8个‘头’字，更增加了难度。”
2006年圣诞节前，晁岱健终于制作出了第一个小样。2007年初，他就等来了余光中的回电，“听了歌曲，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对大陆的思念之情倍增。”
10年过去，二人联系不断。曾经“不自量力”翻译拜伦作品的“小萝卜”余光中，已经把自己的《乡愁》写出了英文版。于是，今年4月19日，晁岱健带着英文版歌曲，敲开了余光中的家门。
也许不久之后，英文版《乡愁》将在全世界传唱。
回首再来，雪满白头
余光中在家中接受专访 张警 摄
余光中的诗，远不止一首《乡愁》，现在老人能脱口而出的，是《浪子回头》——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1949年，我从厦门鼓浪屿离开大陆。你看台北很多街道，用大陆各个省份来命名。本来台湾没什么菜，但现在各地的基本都有。就连政客相互攻击，还要用吴三桂来打比方……”余光中说的，是延续数千年的文脉和几代人的乡愁，一道海峡哪能隔断？
于是，2000年秋天，浪子回来了。
那段时间，南京满城金桂盛开，飘在空中的香味被余光中称为“乡愁最敏的捷径”，但最能安慰浪子的，无疑还是玄武湖。“我的父母一定常牵我来玄武湖上，摇桨荡舟，还要用手绢包煮熟的菱角回家。”余光中曾撰文，后来进了大学，每逢课后兴起，一声吆集，同学就骑自行车向玄武门驰去，“一盏茶的工夫，我们已经浮沉在碧波上了。”
当年重九前一天，余光中在母校南京大学公开演讲，虽然只贴了张小海报，但学生的热情还是让主办方措手不及，三迁会场才能开讲。几百双眼睛盯着老人，但他忽然想到自己，“我当年听讲，也是那样的神情吗？我随父母南行，正是他们这年纪……”
不过，余光中骨子里依然保留着乐观的“大萝卜”性格。“我在大陆演讲，一般以《民歌》结尾，我说‘风’，你们说‘也听见’。这样比较简单，听众能和我，如果大家不和你，那就很尴尬了。”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从高原到平原，鱼也听见，龙也听见。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从早潮到晚潮 ，醒也听见，梦也听见。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从A型到O型，哭也听见，笑也听见。”
这就是被大时代裹挟着顺流而下90年的余光中，他怀揣的浪漫和苦楚、诗酒与褴褛，希望你能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