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哦！”然后耸一耸肩,摆一摆手，也许是多年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原因，秦家骢一举一动里有种典型的“美国范儿”，但骨子里他又是个传统的中国人。
1946年，5岁的秦家骢随着家人迁往香港。家境贫寒的他刻苦求学，后远赴美国留学，成为《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后，他毅然回到故土，选择一条万里寻根的路。他克服重重困难，找到祖先秦观之墓而名动海内外，成就了一段佳话。
6月23日，作为秦观宗亲会名誉会长的秦家骢再次来到无锡，参加宗亲会的系列活动，期间本报记者专访了秦家骢。
77岁的秦家骢回顾起童年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他的记忆中依然充满着无根的漂泊感。正是这些童年的记忆和感觉驱使着秦家骢努力地追寻自己的“根”，以填补童年的某种缺憾。寻根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从小就对新闻有着浓厚的兴趣
秦家骢的普通话是在美国时学习的，表达还算清楚，只是语速比较慢。他青少年在香港度过。中国的孩子大都成长在祖父母、叔伯姑婶、堂表兄弟等家族亲属的环境之中，而他却离乡背井，游离于他们之外。
秦家骢的父亲叫秦联奎，母亲叫秦昭华。秦联奎有过三房妻室，当秦联奎和秦昭华结婚的时候，早年的两个妻子都已病故了。
父母结婚时，父亲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而母亲却还不满二十岁，也许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秦家骢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却十分感恩母亲对他的养育和教导。秦联奎由于年龄原因等，在香港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所以秦家骢的母亲既要挣钱养家，又要承担起子女的教育问题，十分辛苦。
秦家骢住在一幢三层楼的租赁房屋里，与另一家合用一个厨房。邻居和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一样讲广东话，秦家骢和家人却只会讲上海话。所以，他在香港一直缺乏归属感。这种疏离的感觉随着家里日渐贫困而日益加重着。学校允许家境贫寒的学生少交一些学费，学费需按月缴纳。每个月老师都会当着全班的面读出每个孩子所交的数目，秦家骢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后几名，因为他比别的孩子交得少。
秦家骢上的是一所教会学校。和香港其他这类学校一样，这所学校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孩子培养成英国式的绅士。学校里有一份报纸，其中一个版块是留给学生们发挥的，秦家骢那时对这份报纸产生了兴趣。1960年，秦家骢赴美留学，美国学生一般要在夏天找一份兼职工作，他按照自己的兴趣给美国纽约的所有报社和部分杂志写了自荐信，结果有两家报社对他伸出了橄榄枝，其中一家就是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
大学毕业后，秦家骢继续留在《纽约时报》从事他喜欢的新闻工作。他参加了报社里编辑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分配在报社的纽约市版块工作。当时纽约时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面向纽约市的、面向国内的和面向国际的，很快国际新闻部看中了秦家骢的华人身份，随后，他到了国际新闻部。
那时中美还没有建交，美国没有驻华记者，于是香港就变成了消息的集散地，外国依靠香港打听中国，中国也依靠香港探知世界。对香港熟悉的秦家骢，在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部里，俨然成了中国方面的专家，关于中国的新闻一般都交给他处理。期间秦家骢还被公派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那里他了解了许多中国的情况，并学习了中国的历史和普通话，一年的学习使他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于是，在工作了十来年之后，秦家骢离开了纽约时报美国的岗位，回到香港，他希望借香港了解中国，因为他知道，只有身在故土才能更好地了解祖国。在港期间，秦家骢参与了纽约时报驻港记者站里的工作，那是1976年，三年后中美建交，秦家骢终于有机会到了北京，开始了他的寻根之旅。
寻根的动力来源于一份家国情怀
“由于我和父亲缺乏交流，我对父系的家族一脉知之甚少，我甚至不知道祖父的名字。还是后来有个从上海来找父亲的朋友告诉我祖父的名字。”秦家骢说，又因为父母是同姓婚姻，遭到了族人的反对，母亲对秦家骢也闭口不谈自己的家族，这使得秦家骢从小就对父母双方的家庭认知出现了极大的空白，对祖辈的一无所知使得他一直在这方面有着极强的好奇心。
到十二岁的时候，秦家骢的世界已经缩小到四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个生病、爱吵架的父亲；一个性格刚强的母亲；还有姐姐家德（Priscilla）和他自己。秦家骢说：“从小就好奇，身边的朋友都在香港有亲人，而我没有，所以我很想了解我的亲人。”
这份好奇促使秦家骢来到北京后一有机会便开始寻找秦氏一族资料。
秦家骢初到北京时的身份是《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他的工作热情很高，但工作条件不是很好。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做好接待外媒驻华记者的准备。政府没有新闻发言人，也没有新闻发布会等可供外国记者了解中国的途径。有时候秦家骢人在中国，但却不知道中国在发生些什么。
由于还未发展市场经济，便没有房屋可以租赁。秦家骢等来华记者都在北京饭店租宾馆，秦家骢租了两间门对门的房间，一间用来做临时的“家”，一间则用来做他的办公室，每天他睡醒了就到对面开始写稿，但两间房子是一样的，都是只有两张床的标间。
那时驻华外媒记者每天能看到《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出北京市要经过批准，去农村还要有相关人员陪同。
秦家骢平均一周可以交出三篇稿子，因为那时有很多想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也都住在北京饭店，他们常在餐厅碰见，采访他们很容易，且《华尔街日报》对他们也很感兴趣。
当时驻华的美国报社一共四家，分别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在中美建交的时候，邓小平接见了所有的驻华美国记者，其中就有秦家骢。
秦家骢还记得当时自己提的问题，他问：“中国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邓小平就此回答说：“中国是有兴趣的，但不知道美国愿不愿意卖给中国。”
在北京的四年里，秦家骢许多时间花在寻找有关自己家族历史的资料方面。他去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寻找有关祖先的资料，虽然秦家骢的中文水平很好，但古文方面他并不擅长，于是在档案馆的众多古文资料里，秦家骢只能使用“找人名”的办法寻找自己的家族记录。
秦家骢说：“找资料很难但是很有意思，尤其是找到什么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
从新闻记者到知名政论家、
历史学者
秦观墓是秦家骢亲自找到的，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奇迹。
1981年，秦家骢与姐姐家懿（Julia）、姐夫韦尔·奥克斯托比（WellOxtoby）一起来到无锡。他俩都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宗教哲学系，此次来中国是为了度蜜月和休假。但家懿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正是她建议到无锡惠山去寻访秦观的故冢。秦家骢对约九百年前死去的人的坟墓至今还会存在，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仍同意了加入这场探寻之旅。
无锡博物馆的一位老人说他曾在书中读到过秦观葬于惠山二茅峰下。于是，他们驱车来到无锡西郊，停在了惠山脚下，开始了长途登山之行。攀陡坡、穿竹林、跨沟坎……最终一无所获，不得不无功而返。
一年以后，秦家骢的姐姐家瑛（Alice）从纽约动身访华，这是她离开中国三十年来首次回归故里，并且她也表达了寻访祖先墓地的愿望。
于是，1982年的某天清晨，秦家骢和姐姐在同父异母的哥哥秦家驹的陪同下，乘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这一次，他们决定先直接爬到山顶再慢慢走下来。上山的路把他们带到惠山三峰之一的头茅峰。头茅峰山势陡峭，山顶上有一座古庙，现已变成一个出售无锡特产，诸如泥塑“小阿福”之类的礼品店。
他们询问那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售货员是否知道秦观墓的位置，并且解释说他们是秦观的后人。老人说，他知道一座古坟就在附近，于是他们从头茅峰下到山谷又爬上二茅峰，那里建有一个电视中继站。从那个位置蜿蜒下山，到半山腰时，大家终于看见一圈堆砌的石块，似是一道石墙的遗迹，中间矗立着一方石碑。由于无路可寻，茂盛的荆棘草莽又暗藏危险，大家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挪近那方白色的石碑。
果然是一块历经几百年风雨侵蚀的墓碑，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秦龙图墓。
“看到这几个字后，我想我们恐怕是闯到另一个姓秦的人的墓地上了。但大哥说龙图是官衔，不是名字。于是我拿出秦观的传记，一经对照，果然发现1130年，在秦观死后的第三十个年头，他被南宋朝廷追赠为‘直龙图阁’。我们真的找到我们祖先的坟墓了。”秦家骢说。
《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刊登了这一新闻。
1983年秦家骢辞职整理资料写作《祖先》，该书于1988年在美国和英国出版英文版，是一本畅销书。
对于秦家骢来说，找到了秦观墓和写成了《祖先》一书对他来讲是一个人生的转变，他找到了人生的支点。来自全国的秦观后人也有了凝聚力，成立了宗亲会，每一两年组织一次活动，一般秦家骢都会从香港回来参加。此次在无锡举办的秦观宗亲会的活动上，全国各地的秦观后人都派代表赶了过来，约有400人，会上许多人都认识秦家骢，纷纷找他合影。
秦家骢写成《祖先》之后，在《远东经济评论》继续从事新闻工作，2001年之后他一直为《南华早报》等知名报刊撰写时政、经济等各类评论，逐渐成为一名知名的政论家；与此同时，他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研究工作的热情。只不过他的视角，从一个家族转向了香港这座城市。
说起香港的李氏家族，许多内地读者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叱咤全球商界的李嘉诚和他的两个儿子。其实，香港还有一个地位显赫的李氏家族，它与何东家族、许爱周家族、罗文锦家族齐名，并称为香港传统的“四大世家”。
在香港最近百年的历史中，李氏家族影响力绵延不断，相继涌现出众多的社会精英，有叱咤一时的富商、高官，也有令人尊敬的医生、律师，更创造了香港众多的“第一”：香港第一代华人银行家、香港高等法院的首位华人法官、“香港联交所之父”等等。如今，在香港政商两界有着重要位置的李国章和李国宝是亲兄弟，而香港司法界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李国能则是他们的堂兄弟。李氏家族一门三杰，横跨政坛、立法和司法三大领域，令其他家族望尘莫及。
作为香港的重要家族，李氏家族的传奇，其实是香港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秦家骢选择了李氏家族作为外人了解香港的一个切入口，完成了《香港名门-李氏家族传奇》一书，由明报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秦家骢还在梳理香港大学医学系的故事。
新闻记者和历史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世界保持好奇，秦家骢说，两个角色他都喜欢，不过他更热衷于后者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