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坛中，作家鲁羊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人物。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余华、鲁羊等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比起余华每隔几年推出一部新作出现在公众视野，鲁羊选择了“大隐隐于市”，进入高校执教，是学生口中的“荒原上的灯塔”，却基本不接受媒体采访，自2002年出版诗集《我仍然无法深知》后，鲜有作品面世。近年来，随着鲁羊签约作家榜，翻译《老人与海》，他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
从阅读之门走上写作之路
1963年3月，鲁羊生于江苏海安县的一个普通人家。尽管当时物质十分贫乏，但作为家中长孙，鲁羊得到了长辈最多的宠爱，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他最爱的阅读的支持。他所在的镇上只有一家一个月开一次的新华书店，他日夜盼望着这家书店开门，只要一营业，他便冲进去如饥似渴地看书，看完还会买上几本。当时，因为点油灯的煤油是要凭票购买的，所以天一黑，点一会灯，一家人吃完晚饭就得睡觉。他的曾外祖母知道他爱看书，便护着他，用纸板挡着光，等曾外祖父睡着，他就点着灯品读买来的书，看到半夜才肯睡去。
鲁羊向往当一个作家的种子在儿时便埋在了心底，但那时他并不明白作家到底是什么，他只是觉得，作家是一个体面的身份，一种无关富贵的体面。他读各种各样的书籍，比如《西游记》或者《堂吉诃德》，“那真是一种快乐得不得了的感觉。”
17岁时，鲁羊考入了南京大学外文系。书越读越多，而他却开始迷茫了。18岁时，他问自己：“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身边没有长者能解答这个问题。鲁羊只好选择继续阅读，他想看看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于是，他更疯狂地，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大家都在疯狂阅读，但鲁羊说，少有人像他一样“功利”。遗憾的是，他依然没有找到答案。幸运的是，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可能没有人能给我一个答案。”他说，人的生命有局限，这决定了人可能难以找到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但他如今已经不再对结论感兴趣，而是渐渐迷恋某些作家的说话方式、音色，甚或气息。“他们说的不一定对，但我喜欢听。”
青年鲁羊意识到，生活是需要表达的，于是，他开始写作。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朋友的一间破败画室里写诗歌亦写小说，写到满身大汗，写到酣畅淋漓，他在写作中不断找到换一种角度看生活的方式。
越读越少的藏书之道
鲁羊的公寓在南京东郊，在这里，能看到从院子里捡来的破木箱“茶几”，能看到藏在墙壁拐角处的、雅致的小画，能看到被花布盖着偶露峥嵘的古琴，也能看到堆在墙角的音乐和电影。唯独没有大量的藏书。
鲁羊当然没有放弃读书，这个从小就是“读书疯子”的人，目前已经悟出了更多的读书之道。“读书很重要，但书并不重要。”鲁羊说，年轻时他很贪婪，一到周末，他就会走进隐匿南京各个角落的书店，一定要带一些书籍回家，但渐渐地他不再珍惜手边的书籍。“我突然发现，书籍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被复制，只要内容一样，新书和老书对我来说，价值是一样的。”
于是，在频繁的搬家过程中，鲁羊开始放弃很多，其中包括书籍。他的藏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说，“读书就像交朋友，年轻时，你会希望自己朋友遍天下，但成熟后，你就会明白，有那么几个心照不宣的老朋友就足够了。我的老朋友其实不算太少，像《史记》《汉书》《论语》《孟子》《庄子》《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还有《圣经》《维摩诘经》等等，这些书籍都是老相识了。可以说它们既是我尊敬的长者，也是我的密友。”
与年轻时相比，如今的鲁羊读书更随意，用他的话说就是：无恒藏，无恒时，无恒所。多半时间，用于重温。
一直在路上，最喜欢南京
鲁羊读过很多书，但他并没有在“最合适”的时光读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说，如果年轻时读过这一本书，他的人生可能会有所不同。不过，他确实是一个在路上的人。17岁时，他从小镇考到南京，之后又考到北京，身份从大学生、研究生，到出版社编辑，再到大学老师。他居无定所，在南京，他已经搬过十多次家，东南西北中，都住过。
（鲁羊的小说集）
直到现在，鲁羊还习惯把自己的公寓称作“宿舍”。但他坦言，“反正到最后，我只感觉到我喜欢南京，包括南京所有的气息南京所有的缺点，我只喜欢南京，别的地方我不能接受。南京的缺点所有人说出来我都同意，但我还是喜欢，没有办法，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就觉得住在这个地方踏实，也许它不那么大都市，有点农村气息。”
虽然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辗转，鲁羊心中却有着自己坚定的理想。他常常自称这个理想是卑微的。“我想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周末时，穿着体面的衣服，走进一间相对体面的餐馆，享受一顿有尊严的、从容的晚餐。无分贵贱。”鲁羊说。“体面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体面的基础是平等，是友爱，是精神的自由。”
（来源：广州日报、现代快报、人人网等 我苏网综合）
（编辑：黄河清 实习编辑：彭云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