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志
（作者熊志，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资深评论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我苏网及旗下“我苏客户端”特别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两天相信很多人都被电影《我不是药神》刷屏了，在豆瓣，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评分高达9.0，成为难得一见的高口碑国产电影。
影片讲的是徐峥饰演的保健品店老板程勇，冒着走私风险，为买不起正版药的慢粒白血病人代购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故事。电影中的主角因为走私被判五年，减刑三年出狱，电影的原型人物，也即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现实中在检方撤诉后便无罪释放。
出于制造矛盾效果的需要，电影将有专利权的制药公司瑞士格列宁脸谱化了，借此来突出程勇从代购牟利到贴钱代购卖药的人性升华，这种操作让人误以为，白血病人吃不起售价两万多一瓶的正版药，是制药公司利欲熏心的结果。
其实现实并非如此。制药行业不同于一般的产业，研发成本极高，研发周期漫长，新药的研制不仅要经过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在申请上市时还得提供大量的数据对比，证明药物安全有效，通过药品监管部门的新药审批，才能在医院普遍使用。整个过程往往长达数年，和苹果手机等科技产品的定价高一样，这类特效药，制药的原材料成本未必有多高，卖得贵是因为得消化科研成本，同时承担研制、上市失败的风险。
为了不损伤制药公司研制新药的积极性，专利保护制度，会对上市的新药提供几年不等的保护期，避免新药问世后就被山寨，企业都去做没有风险的仿制药，没人愿意研发原研药。
药品本身直接关系公共安全，谨慎而漫长的新药审批，以及基于此对原研药的保护，从大的逻辑上看并没有任何问题，但在一些需要救急的大病上，它产生了两个后果。而且这种后果不止是中国特有，在全世界范围都是难题。
第一个是审批周期太长耽误救命，很多病人等不到新药上市就去世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的药监部门FDA体制僵化，抗艾滋病的新药迟迟无法上市，导致很多艾滋病人错过救治的窗口期，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与《我不是药神》剧情极为相似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艾滋病患者罗恩在世界各地采购低价管制药品，自救同时救人的抗争故事。现实中的美国发生大规模抗议后，FDA加快了救命新药的审批流程，同时允许病人使用部分未被批的新药。
第二个后果是，专利保护制度形成的价格壁垒，让一些吃不起正版原研药的穷人，只能在倾家荡产之后眼睁睁等死。这正是《我不是药神》所直指的社会问题。电影刻画的病友，因为经济条件差，加上癌症、白血病是需要长期治疗来维持生命的疾病，对价格极为敏感，别说两万多的原研药，主角程勇一开始将价格定在五千时，他们依旧觉得太贵。
有关这点，电影中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对于抗压能力更强的中产而言，大病返贫都成了他们所焦虑的主要议题之一，底层群体患上癌症、白血病等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时，面临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当然，这种生存压力并不能转化成对制药公司的道义指责，把专利保护制度废了，对穷人而言结果可能更坏。它只能说明，任何宏大的制度，在面对个体式的困境时，都无法提供终极解决方案。
那么，该怎么面对由专利保护体系构成的法律，和底层人情之间的矛盾呢？电影中的公安局长在敦促办案时敲打下属说，法大于情，这话政治正确，却解决不了问题。现实中的陆勇在病友的联名请愿下，免于被检方起诉，这一处理结果正是考虑到违规代购药品的行为虽然违法，但解决了病友的真实救命需求。无罪释放陆勇，也是对底层救治缺位的反思结果。
印度作为 “世界药厂”，依靠着政府专利保护的口子，在很多国外新药上市时能够第一时间仿制，一方面节省了成本，为国内外的底层患者提供了大量廉价药，但也造成了药品管理混乱、安全性差的局面，并且面临着国外制药公司的诉讼压力，这是向穷人倾斜的代价。
在药品的专利保护上，中国不同于印度，走的是严监管的路线。没有专利保护的，统统认定为不得销售的假药。为了避免原研药太贵伤害底层患者，很多大病都被纳入了医保体系。比如电影提到的慢粒白血病治疗药物格列宁，即现实中的瑞士诺华格列卫，目前已经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不过作为一种宏观制度体系，医保同样面临着个体式的困境，比如罕见病种的保障，依旧未能广覆盖。在13亿的人口基础上，罕见病患者未必是小数目，他们要像电影那样挣脱“穷病”的泥潭，还得依赖于社会公共部门的兜底。此外，对面底层群体的抗争搏命，如果我们还记得“刻章救妻”的悲剧的话，法律也应该像陆勇事件那样适当开恩，留下喘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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