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大学作为人才培养最重要的阵地，它所承载和担负的职能，没有机构能和它相比。《百家讲坛》聚焦大学，特别推出系列节目——《我们的大学》，邀请大学校长及知名校友、教授畅谈大学建设和大学情怀。
今天（9月21日）中午，《我们的大学》播出了首集，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携南京大学校友徐新、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共同讲述南京大学的故事。
从“动物西迁”到“铸盾护国”，再从“冲破牢笼”到“开拓引领”，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讲述了一个个历久弥新、意味隽永的南大故事。
南京大学校长吕建用这几个故事分别诠释了“什么叫责任？”“什么叫使命？”“什么叫担当？”他说，这三位普通南大人的故事印证了一个朴素的哲理——嚼得菜根香，做得大事成。
吕建说，他非常喜欢“动物西迁”这个故事，“在抗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王酉亭等人临危不乱、深谋远虑、坚韧不拔。展现了一群普通南大人，对自己所担负责任的诚心敬意。这是南大人谱写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动人篇章。”
“我们的人生，是由一系列重大的选择组成的。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南京大学84级校友、著名风险投资家徐新以“人生的重大选择”为主题，讲述她的人生故事，她与南大的故事。
“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想，这就是我要说的南京大学了。然而，真正的南京大学却是这样的，有所不为，有所为。”南京大学教授、知名作家毕飞宇则从“南大的水，南大的石，南大的帆”，来讲述南大故事与南大精神。
“南京大学的水”说的是，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知识分子王伯沆，他在沦陷期间宁可饿死也不卖书给日本人的故事；“南京大学的石”则是指胡小石，先生为史迪威将军写祭文，不给蒋介石写寿文；“南京大学的帆”是指中文系的程千帆先生。“是程千帆把南京大学古代文学这个学科推向了学界公认的顶级学科。”
“如果你是帆，南京大学就是最好的风。它马力强劲，却也和煦温暖。”毕飞宇通过讲述南大这三位大师的故事，想告诉大家真正的南京大学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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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西迁
1937年的冬天，国难当天，南京即将沦陷在侵华日军的铁蹄下，当时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决定全部西迁，把整个中央大学搬到重庆。
当所有人都在匆忙准备打包的时候，一个难题出现了，农学院的牧场中，有一千多只用于做科研实验的珍贵动物，包括从美国引进的加州牛、荷兰牛和火鸡，从澳洲引进的良种马，从英国引进的约克夏猪……此时，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动物呢？
校长罗家伦的指示是：或吃或卖，就是不要落入日军之手。但面对国难家仇，为今后科研工作的需要，王酉亭却和大家一起做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决定：把剩下的动物带到三千里外的重庆！
就这样，王酉亭组织了一个奇特的“动物远征队”，这个队伍的阵型是牛马开道、猪羊殿后，鸡鸭等小动物，都被驼在了这些大动物的背上，农学院的员工也几乎是全部出动，有的在前面开路，有的在两旁护卫，有的殿后。王酉亭自己则像这支队伍的总司令，身背双筒猎枪，手推自行车，统筹整个队伍的进程。这支队伍凭着一张中央大学的证件，披荆斩棘三千里，几乎是徒步从南京走到了重庆。
罗家伦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当他在重庆街头邂逅这支队伍，看到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几位技工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
1960年初夏的一天，在南京大学的北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时任校长郭影秋用电话把物理系副教授程开甲请过来，并对他说：“北京有重要的工作借你去做，马上就走。”
程开甲何许人也？他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得者波恩的弟子。30岁不到就在世界顶尖的《自然科学》《剑桥哲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并得到世界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大力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程开甲婉拒了导师的挽留，放弃了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1952年，他来了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当时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他和居里夫人的学生施士元教授一起领衔组建“金属物理教研室”。
可以想象，两位世界级大师的弟子的强强联手，要取得辉煌研究成果，那就是指日可待。但当程开甲得知借调到北京是中央的决定，关系重大，二话没说，立刻赶赴北京。
此次，青年学者程开甲突然就从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他是到北京的核武器研究所负责研制国家继续的核武器、核盾牌，这次调动是由邓小平亲自批准的。
从1961年起，由于研制核武器的需要，程开甲又来到了罗布泊，开始了与世隔绝的二十年的人生。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不仅吃不饱，戈壁滩上的水也非常珍贵，早上洗脸水要留着下班洗手、晚上洗脚，但有时候缺水，连着几天都没法洗脸。
从事核武器研制，不仅意味着要隐姓埋名，有时还会面临着生命危险。在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后，程开甲和他的同事决定，要亲自进入测试间去实地勘察核爆后的试验场辐射，这是极其危险的。但程开甲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穿上防护服，戴上手套和安全帽进入坑道，钻进刚刚开挖的直径只有80厘米的管道，匍匐爬行了几十米，来到了坑道末端的产品房，也就是爆心，取得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
罗布泊爆发的阵阵“惊雷”，铸牢了国防盾牌，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
勇于担当的胡福明
改革开放的发起，是和一篇著名的长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可能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篇文章是由谁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写出来的？那是在1977年的夏天，正是火炉南京最炎热的时候，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师，四十出头的胡福明正在构思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
当时，他的妻子患病住院，每晚他都要去医院陪伴，为了能够及时、高质量地完成这篇文章，胡福明就把各种参考资料带到了医院，冒着高温酷暑，就这病房走廊上灯光查阅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实在困了就把几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儿，醒了再看、再写、再改。
五天后，妻子出院了，这篇改变历史的文章提纲也就写成了。
胡福明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人，他曾说过：“文章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我一个人在特殊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
（来源/综合自南京大学、央视百家、紫金山新闻 编辑/方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