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势浩大的民俗活动
蟋蟀，也叫蛐蛐，大概是因为鸣叫时在秋天，声音如织布时的投梭声，提醒农妇冬天快到，应该织布了，所以又名促织，民间因此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谚。每当夏去秋来，黄叶随秋风飘落，蟋蟀们时断时续略带颤音的鸣声，总是令人顿生韶华不再的迟暮之感，是无数文人骚客吟咏秋思的寄情之物，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中专门有“促织鸣壁”的记载，还记载了当时苏州有人笼养蟋蟀“闭置枕函，卧听其鸣”的雅事。
但是在明清时的苏州，大多数人驯养蟋蟀，不是为了听蟋蟀的鸣叫声，而是作为赌博的一种手段，当时苏州是全国的斗蟋蟀中心，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热衷于此。不少资料都记载斗蟋蟀已经成为当时苏州声势浩大的民俗活动。这种在白露前后，驯养蟋蟀以为赌斗之乐的游戏，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秋兴”。
据袁景澜记载，当时秋七八月，苏州城内外，有不少闲人提着竹筒、过笼、铜丝罩等捉蟋蟀的工具，在田野丛草处，或者断墙颓屋间，砖瓮土石堆叠中，侧耳倾听，好像在找什么丢失的东西一样。如果听到有蟋蟀叫，就四处找蟋蟀洞穴，用尖草挑或者用水灌洞，等蟋蟀出来后就捉住了。如果蟋蟀的颜色、体形都不错的话，就带回家里驯养。养蟋蟀是一件十分精细的事情，要喂蟋蟀吃，帮蟋蟀洗澡，如果蟋蟀病了还要找人医治，只有这样才能把蟋蟀驯养好，当时人感叹道：人子之事其亲，无是周也。”“也就是说对蟋蟀比服侍自己的亲爹妈还周到。在驯养的过程中，要摸清该蟋蟀的习性和能力，等到驯养健壮后就把它盛在瓦盆里，用粟米养着，称蟋蟀为将军，准备去斗场决斗，当时叫做开册。到了斗场后，各人分别拿出自己的蟋蟀来，放到特用的比笼里量出它们的身材大小。只有身材大小相称，体色合适，才可以让它们比斗。先用一根特别的草把蟋蟀的凶性逗起来，这根草叫做坚草。两方辨认颜色，或红或绿，叫做标头。台上台下的人赌胜负为输赢，叫做贴标。赌时要分筹码，以一百二十文钱为一花，有钱的人用千百个花赌也不在乎。蟋蟀斗胜了，那么主人也就赌胜了。斗胜的蟋蟀大声鸣叫，报告自己的主人，斗输了的蟋蟀是从来不会对着主人鸣叫的，由此可见蟋蟀也很聪明和知趣。据袁景澜记载，从蟋蟀斗时的不同表现可以看出一个蟋蟀的品性和战况，“虫有斗口者，勇也；斗间者，智也；斗间者俄而斗口，敌虫弱也；斗口者俄而斗间，敌虫强也。”
清代赠怡馆增订的《王孙鉴》记载了苏州斗蟋蟀的盛况，“江浙风俗，每届秋期，率以蓄养蟋蟀比斗取彩。及至深秋，群聚于苏州。开局者预觅宽大棚场，织造府给有告示禁约。其间酒肆茶棚，饭铺点心以及杂卖糖食果饼之类，无一不有。各路斗客，于天将明时，各持蛩灯下比合。其比合得对者，编号上橱，余各散归早膳，再入局较斗。其彩开局者什取一五之数。以十一两五钱为一大盆，五两七钱五分为半个大盆；至一两一钱五分、五钱七分半，曰一个小盆、半个小盆也。后苏州废而归昆山，昆山驰而聚于嘉善之枫泾镇。”该书中还记载了《苏杭斗彩局规》，详细记载了苏杭一带斗蟋蟀的规定和条例。清代孙佩的《苏州织造局志》卷十二也记载当时，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凑，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閈，及暮即行赌博。”从以上的这些记载中可见苏州斗蟋蟀的声势浩大，并且已经有了十分成熟的规则条例和很多专用术语，成为当时苏州民俗生活的重要部分。
苏州缘何成全国斗蟋蟀中心
苏州成为当时全国斗蟋蟀的中心，不是偶然的，是由很多条件促成的。
首先，苏州及其周围出产健壮善斗的蟋蟀。清代秦子惠《王孙经补遗》记载苏州以常熟所出的蟋蟀为最好，常熟蟋蟀总名叫山虫，以顶山、周巷、过巷方圆几里之内的蟋蟀长得最大。其次便数大河、王庄所出的，虽然离山较远，但是因为这里的地质比其他地方要强。再其次是大市桥、杨巷、小市桥一带所产。至于田庄及北路等地方，离潮地太近，所出的蟋蟀就不足取了。石孙外子的《蟋蟀谱》还详细记载了江浙一带所产蟋蟀的名字，多以颜色命名，其中苏州出黄大头、墨牙青、粉青玉牙、紫头金翅和淡青，吴江出产颜色比较浓的紫黄和黑色，太湖洞庭山出产墨牙黄，昆山出产的白砂蟋蟀十分厉害，当时有“昆山莫斗白，无锡莫斗青”之谚语。《吴县志》也记载吴县境内的蟋蟀“出横塘、楞伽山诸村者健斗。”在清人记载各地名蟋蟀的《功虫录》上有超过一半的名蟋蟀都出产在苏州及其周围地区。
其次，苏州有不少斗蟋蟀的名家，比如斗蟋蟀时要用芡去挑动蟋蟀的斗志，运芡要掌握很多技巧，《王孙鉴》记载当时苏州出了不少运芡的名家，如苏州有张君实和许君实、洞庭山有徐尔琦等。甚至一般的苏州人也掌握了不少关于蟋蟀的知识，据清代苏州人陆凤藻在《小知录》中记载：有“红铃、月额诸名，吴人养之，以仰头、卷须、练牙、踢腿为四病。”毫无疑问，这些专门的斗蟋蟀人才的出现对苏州的斗蟋蟀活动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再次，苏州盛产蟋蟀用品，尤其是蟋蟀盆精致无比，苏州造的蟋蟀盆在全国享有盛名。据明代江阴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云：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出陆墓（俗“呼母音）邹、莫二家。曾见镂雕人物，妆彩极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邹家二女名也。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家君亲见。”陆墓即今苏州相城区所在地，早在宋代这里就设有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精巧瓷器。明代时因为宣宗皇帝喜斗蟋蟀，这里又成了烧制蟋蟀罐的地方。陆墓土质细洁，很少杂质，碱性较小，烧出的蟋蟀罐光洁细腻，敲之有金玉之声。邹家先后有邹显文、邹振宗、邹东帆、邹宏发、邹维新等多人，都是明清时期著名的蟋蟀罐匠人。他们制作的蟋蟀罐工艺高超，除了为适应蟋蟀的生活特性而注重它的质地、大小、厚薄、深浅外，还很讲究式样、图案方面的复杂和美观，堪称艺术品，具有极高的审美欣赏价值，所以备受当时人的青睐。
最后，苏州有良好的斗蟋蟀场所。由于苏州在明清时设有直属中央的织造局，地方官员不能干涉织造局的事务，所以织造局就成为独立于苏州地方行政的一个特区。每年声势浩大的斗蟋蟀活动就是“光棍串同局役”进行的，由织造府牵头，贴出告示，在宽大的棚场里举行蟋蟀大赛。织造局中的局役以斗蟋蟀设下赌场，从中渔利，地方官吏往往也无可奈何。
蟋蟀酿出悲欢离合
明代宣德皇帝十分喜欢斗蟋蟀，被后人称为“蟋蟀天子”，在他统治期间，苏州因蟋蟀酿出了不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这个苏州知府，就是大名鼎鼎的况钟。太仓人王世贞的《弇州史料》记载了明宣宗皇帝的诏书原文：“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吉祥儿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为一国之君，竟然一本正经地下诏书给地方官员征集蟋蟀供其玩乐，可谓千古奇事。史载当时各级官吏见皇帝酷爱斗蟋蟀，便投其所好，纷纷以蟋蟀邀宠希幸，苏州就有些人因此而交好运，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苏州卫中武弁，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袭者。”以捕蟋蟀功等同于浴血奋战得来的战功，实为滑天下之大稽。《吴县志》也记载当时苏州还有一位姓朱的镇抚，就是因为“进此得宠，遂加秩”。当然苏州还有因蟋蟀而家破人亡的，据明人吕毖的《明朝小史》记载：“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自经焉。”枫桥的这位粮长因受上级的差遣，竟然用一匹好马换来一只蟋蟀，由此可见当时的蟋蟀价格之高，没想到的是妻子的好奇心引得蟋蟀致死，竟然最终酿成夫妻同死的大悲剧。和蒲松龄的小说《促织》中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说不定蒲松龄就是以这个活生生的悲剧为题材创作这篇小说的。
关于苏州斗蟋蟀的逸闻趣事很多，明代苏州人陆粲在《庚巳编》中就记载了两件。其一是陆粲同乡张廷芳，十分喜欢斗蟋蟀，但是运气很差，为之辄败，至鬻家具“以偿焉。岁岁复然，遂荡其产。”他一直信奉玄坛神，在神前祈祷，向神诉苦，果然见效，夜梦神曰：尔勿忧，吾遣黑虎助尔，今“ ‘化身在天妃宫东南角树下，汝往取之。’”张廷芳到那里去果然挖到了一只深黑色的大蟋蟀，这个蟋蟀果然厉害，斗无不胜，十几天就加倍赢回了张廷芳原来输的财物。冬天这个蟋蟀死了，张廷芳大为伤心，痛哭失声，以银作棺葬之。”本书还记载苏州相城“刘浩好斗蟋蟀，有一天早晨出娄门，“偶临水滨，见一蜂以身就泥中，转展数四，起集败荷叶上。久之，身化为促织，头足犹蜂也。持归养之，经日脱去泥壳，则全变矣。健而善斗，敌无不胜，所获甚多。”这两则故事张廷芳是因神助而胜，刘浩是因捉到一只蜂变的蟋蟀而胜，都十分荒诞不经，只是赌棍们心中的美梦而已。
文人认为斗蟋蟀主要是情趣，所谓“秋兴以夺魁为豪，至彩之多寡，抑又末也。”但市井之徒就不同了，他们不懂得什么情趣，想的只有钱，所以常常沉湎其中，斗蟋蟀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前述的张廷芳就为此曾经倾家荡产，如此情况是常事。《万历野获编》记载：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孙佩也记载：民间家产荡废，至为盗贼者有之，诚“吴中一大害也。”孙佩还恨恨地说：南新局“乐荣堂闾丘坊巷之丘武生家，灵鹫寺东沈机匠家，皆赌赛之窟也。”所以有识之士请求官府采取措施，康熙壬戌（公元1682年）秋天，巡抚都御史余国柱在苏州下令中军严禁，收到了良好效果。但是当余国柱升任还朝后，赌赛又死灰复燃。康熙甲子（公元1684年）秋天，广储司祁国臣和苏松守道刘鼎严拿参与斗蟋蟀的人，苏州斗蟋蟀的盛况才有所下降，斗蟋蟀的中心转移到昆山，后来又转移到浙江的一些地方。但是苏州的斗蟋蟀之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清代晚期咸同年间，袁景澜仍然在发这样的感慨：其斗也，贵游旷厥事，豪右销“其资，士荒其业；下至闾巷小儿，闺房娇姹，亦复斗嬉未休。嘻，其甚矣。”可见苏州斗蟋蟀之俗又卷土重来了。直到晚清以后，伴随着娱乐方式的增加和更方便的赌博工具的出现，盛极一时的苏州斗蟋蟀之俗才趋于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