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成分】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见证了党带领人民的奋斗足迹，承载着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我们要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斗力量，共铸中华复兴伟业。
【原料】 1939年，日军入侵淮安地区，国民党军队弃城而逃，淮安全境沦陷。日军在淮安到处“扫荡”、烧杀掳掠、捕杀抗日志士，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一片混乱中，共产党人张芳久、宋振鼎、吴觉等在淮阴县组建了淮阴抗日义勇队，同时涟水地区的涟水抗日义勇队、淮安县民众抗日自卫队等也先后成立，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袭扰。1939年7月，淮阴、涟水抗日义勇队和淮安民众自卫队在涟水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八团。11月，苏皖三地委将万金培、薛华甫领导的武装改编为第九团，接着又将八、九两团合编为苏皖纵队南进支队第三梯队，对外称“淮河大队”。
1939年3月1日，日军坦克部队通过清江浦北门桥，占领淮阴城。
淮河大队根据中共苏皖区党委“一定要在原地区坚持斗争”的指示，在残酷的环境和艰难的条件下与日伪军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战斗，扩大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影响，规模一度发展到5000余人，为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接应作用。 1941年4月，淮河大队主力划归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不久为新四军独立旅第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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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力来到之前
吴觉
淮河大队大队长吴觉
1939年农历正月十一，从徐州过来由连云港登陆的日军，在毫无阻击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侵入淮、涟诸县，韩德勤的二十四集团军及省机关，连夜全部逃离了淮阴城。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到处皆有，逃难的人们纷纷向远离交通线的农村奔去。淮阴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我们在把抗日留城人员及其家属撤至大兴庄张圩一带后，即与芳久、丁九等同志星夜赶往渔沟，将我们先前贮存在那里的近20支长短枪及自己家中与家族中的自卫枪支，武装了族中的和附近的贫苦子弟。当时包括向地主商借的枪支，首批组织起来的人枪有60以上。进而将这批武装与事前做工作沟通了关系的国民党渔沟区常备中队汇合。经过地方进步人士的引荐，我们把国民党的四五十个散兵游勇组成了一个中队。洪泽湖边在总动会时残存下来的五六十个抗日模范队，这时也组成洪湖渔民抗日大队北来投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汇集了四股脱产的武装，人数达二百几十个。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立即宣布组成抗日义勇队。同时成立淮阴义勇队总指挥部于张圩，我任总指挥，张芳久任参谋长，谢冰岩任秘书长，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张一平为副官主任。指挥部又设一个政治大队，由从淮阴、西坝、王营等地撤退来的抗日救亡青年百余人组成。这些人为补充减员后来逐渐输入连队，成为骨干。 由于国民党淮阴县政府的武装部队早就逃离了淮阴，因此抗日义勇队总指挥部的牌子一打出来，全县各地各种小股武装纷纷前来请委，我们在抗日义勇队的统一番号下，委了不少“支队”、“大队”。一时间，抗日义勇队的旗帜遍及淮阴北乡各区。这些武装比较杂，真正脱产成队的也不多。为了加强基本队伍的建设，芳久跟我们研究决定把在渔沟汇合的四股武装，作为基本队伍，集中起来进行整编。1939年4月间，我们的队伍在张圩集中，组成教导大队，夏如爱任大队长，并由盐城抗盟介绍来的陈克天及经万毅部队受训回来的周文科、辛苦，以及石振邦等同志担任所属各中队的领导。部队在建立党组织之前，张芳久同志这时就开始了党员的个别发展工作。
张芳久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不择手段地收编、吞并抗日武装力量的情况，部队的去向现在已到了必须择一的时候了。为了统一认识，1939年6月，芳久带领我们把义勇队开到了当时敌伪顽不易到的淮涟边区的小成集一带，一面派人与涟水、淮安两县各抗日武装商谈改建八路军事宜，一面就部队准备打八路旗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讨论。6月，经请示，苏皖区党委决定我部打八路军的旗号，番号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上级党根据新的形势派万众一同志来担任政委。我任团长，陈书同任副团长，张芳久任参谋长，李干成任政治部主任，高兴泰任副主任，谢冰岩任秘书长，陈亚昌任副官长。全团设4个营，陈克天、朱启勋、林士钧、王道明分别任营长，周文科、陈凤洲、王国干等分别任教导员。八团下设宣传队和随营干校，宣传队的主要任务除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外，还负责部队驻地的妇女工作，随营干校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及地方培养干部。
万众一
万众一同志来后，即成立三地委，淮属中心县委亦即并入三地委。万众一任地委书记，张芳久和杨汉章为地委委员。三地委除原淮属四县外，当时还包括盐城和阜宁等县。由于当时我们还远离主力，因此，八团实际是三地委直接领导的部队。 八团的旗帜亮出之后，涟水王小楼、王雨洛、朱慕萍、王雨沛、王雨斌、张胜武、潘子明、朱启宇、朱铭熙、朱士民、张达志等人组成的游击队，以及淮安的李玉宣、任家骥等人组成的游击队，相继宣布参加我部。 11月，以薛华甫为团长、王国干为政治部主任的第九团于涟东成立，石大康、胡启奎等为营长和教导员。这时，我部组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南进支队第三梯队。我任梯队长，万众一任政治委员，高兴泰任政治部主任。陈书同任八团团长，陈克天任副团长兼一营营长，周文科为政治处主任。朱启勋、朱慕萍则为八团二营和三营营长。其时，我部也仅是一个500余人的一支不大的队伍。但是人手一枪，都是战斗员。
九团团长薛华甫
在我部活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部一面尽量避开与顽固派的摩擦，一面努力捕捉战机打击日伪军。
当时九团各队主要活动于涟水东部，八团各队则主要活动于涟西。有若干小队分别活动于灌涟边区、淮安边区和盐、黄河的夹滩一带。在活动中，各小队间既保持相当的距离，同时尽量做到一旦出现问题，可以互相策应。由于沭阳马庙一战的减员以及撤销宣传队和教导队两个建制，我部这时已减至300多人。在把部队编成若干小队分散活动时，我们从八、九两个团中，挑选骁勇机灵善射的60余人，组成一个由我总部直接掌握的突击队，专门清除特务恶霸等反动武装。
在敌清剿开始时，苏皖区党委鉴于苏北形势险恶，认为我们这支部队实质是一支武装的干部队，为了保护党的财富，曾指示我们相机撤入皖北根据地，以保存这批力量。当时我们向区党委陈述了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表示过坚持必胜的信心。因此在取得反清剿胜利后，区党委立即发来了表扬信，鼓舞、激励我部继续坚持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不久，我们又接区党委转来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要我们坚持原地斗争，迅速充实发展部队，完成一个建制旅，积极准备迎接主力东进。
八团团长陈书同
因此，在这次反清剿胜利后，我们即根据华中局的指示，迅即集中部队，恢复团的建制。是时，八、九两团已达千人之众。区党委已派来钱潜、罗映臣等同志充实部队中层骨干领导。在迎接主力东进的热潮中，我队伍飞速发展，一个从几百人发展到千余人的部队，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近5000人的一个旅的规模。在主力东进后，我们以拥有500余人的滨海大队为主，会合各个新发展的小股部队组成了十团，陈书同任团长。主力东进时，旅团番号对外均称为某某大队，以迷惑敌人。这时我部对外就称为“淮河大队”，这是后来淮河两岸群众都熟知的番号。 1940年仲夏，我部派出得力的向导，策应主力东进。八路军一一五师南下增援的第五纵队黄克诚司令，率领部队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由皖东北迅即东进苏北，增援新四军。从此，我党开始了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 同年初秋，进驻淮海区的主力部队，全部继续东进盐阜区，纵队司令部(即新四军三师师部)仍暂留淮海指挥，司令黄克诚与区党委都驻扎在六塘河岸陈圩钱集一线。黄克诚同志向我部面授任务，要我部接替主力防守六塘河南一线，监视盐河线，防堵韩德勤的残部北窜淮海地区，维护皖北老区与苏北的交通线。不久，淮阴日军侦得我主力已东进盐阜的情况后，一天早晨倾巢而出，企图奔袭我三师师部和区党委，当时我驻守六塘河南岸淮阴境内的八团立即出动应战，接战阻击敌人于五里庄至徐溜沿线，继则是夜以继日地袭扰敌于南六塘河两岸。翌日上午，日军才强渡北六塘，进抵钱集。由于我部继续奋力抵抗，敌无法前进，突然奔袭的阴谋既已破产，鬼子怕腹背受击，慌忙拔兵窜回淮阴。我区党委机关未受丝毫损伤，三师指挥部稳坐陈圩，岿然未动。 同年冬，由于主力连续作战的减员，急需补充，而苏北根据地初建，尚不能进行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因而华中局决定将我十团所属滨海大队五六百人调归主力三师八旅以补充缺员，同时命我十团所属团结大队500余人，拨归补充南下增援华中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至此，我十团全部上升为主力。 在根据地初建期，县及地区都还没有骨干武装，因此上级又决定由胡启奎营下放涟东县，改为县的武装。该团石大康营奉调改为淮海地区一级的警卫营。九团的另一个营后来随八团上升为主力。九团在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任务后也全部上升为主力。 1941年春，八团上升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后，改为教导五旅十五团，我任团长。鉴于部队上升前，万众一、高兴泰等同志已先后调离了部队，上级又派来了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干部。八团在上升为主力前，仍坚持淮涟与顽匪进行了频繁的斗争。同时抽出枪支弹药组织地方游击队，如后来在1941年前后反“蚕食”反“扫荡”反顽斗争中出名的刘 大队便是其中之一。 同年4月间，八团在去宿迁、泗阳靠近旅指挥部休整前，为了酬答淮阴家乡群众数年支援养育之恩，行前清扫了淮阴南部朱集、新渡一线匪顽。这次战斗，我方付出了年轻有为的一营教导员朱鸿宾、一连连长陆正学等数十名同志的生命。归属主力后，曾随旅参加了陈毅代军长亲临指挥，全歼顽匪王光夏部的有名的陈道口战斗。是年夏，宿迁陆集反“扫荡”战斗中，我二营营长朱启勋与日军肉搏，在肚破肠出的情况下，手握肠子，指挥部队战斗，在全营安全撤退后才上担架，终因流血过多而逝于担架。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鼓舞了部队，感动了群众。事后人们在涟水小成集建亭立碑永志不忘。
（选自《长风扫敌顽》，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