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荔枝新闻结合纪录片《百炼成钢》，推出系列策划【物件里的红色记忆】，通过党史中的小物件呈现大时代，回望建党百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
亢慕义斋的图书，滋养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人民的手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小岗村的手印，见证了党和人民的艰辛探索……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到复兴，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讲好红色故事，献礼建党百年。
遵义会议会址，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所题的六个字，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旧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幅题字。为什么在毛泽东心目中，遵义会议会有如此重的分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当时博古、李德坚持按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已布置好口袋阵，如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随后的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新年刚过，中央红军巧取黔北重镇——遵义。在城中这座国民党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崭新公馆里，即将召开一场酝酿许久、又迫在眉睫的会议。
1935年1月15日晚上七点多，柏公馆二楼，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大家纷纷移动椅子。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发言时间最长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水浒传》到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保守主义”“逃跑主义”，到“拼命主义”，侃侃而谈、诙谐幽默。
最后，毛泽东的发言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他说“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坐在房间门口的李德，无法理解那些中式幽默，但从大家的笑声中，他知道毛泽东的发言很受欢迎。
伤口还在化脓的王稼祥，体温很高，但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建议其参与军事指挥。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1935年2月底，遵义会议结束后一个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北部的天险——娄山关，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策马经过山隘，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