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望百年征程，无数革命先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而舍生忘死、奉献青春。4月19日，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寄语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值此“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我苏网推出《永不褪色的青春》专题策划，带您重温江苏儿女积极投身革命的英勇事迹，感悟红色岁月中质朴动人的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红色力量。
“人生莫不有死，枪毙死得最痛快，况我死得有意义……”
“我一生尽力革命，未尝稍懈，对于你们既没有丝毫补助，又缺少经常关系，所以我死后你们不应视我为家庭的一份子而为我悲伤，你们应继续我志而奋斗……”
“我以天下为家，我的遗骸随处可放，由它腐败，不必运回……”
这是1928年，烈士徐玮在就义前写下的遗书，而这封遗书竟是由烈士狱友的遗体带出，直至1982年，才辗转交到徐家人手中，成为徐玮留给家人珍贵的纪念。
用生命送出的烈士遗书 时隔54年终于送达
1930年8月27日，杭州市学联负责人陈敬森烈士慷慨就义，其弟赶到杭州收殓时，无意中发现他衣袋里藏着的一封遗书。1954年春，陈敬森的家属将珍藏24年之久的烈士遗书交给党组织，辗转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
1982年，经中共浙江省党史工作办公室考证才发现，这封署名“九如”的遗书，是时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的徐玮烈士在就义前写下的。
当这封遗书的复印件送达徐玮家人手中时，距离徐玮牺牲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徐玮故居
徐玮，原名徐宝兴，曾化名南方、梁栋、秦明、谢公弢、胡公达，江苏海门县磨框镇（现江苏海门市三星镇瑞南村）人，1903年10月8日出生。他以沪西为基地，举办工人夜校，宣传革命道理。
随着这封遗书的出现，关于徐玮当年是如何牺牲的等种种疑问也一一被揭开。
“不怕死的共产党人” 死得壮烈让人动容
虽然与二叔从未谋面，但从父辈的讲述中，徐立人对二叔的印象定格为离开家门时那个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
1928年5月3日下午3时，浙江陆军监狱看守突然在牢门口喊徐玮的名字，徐玮心里明白将要赴刑场，昂首冲着看守喝问：“今天杀几个人？”看守从未见过“死囚”在这种场合会这样问话，惊得不知所措，手一抖，把钥匙和名单全掉落在地上。徐玮镇静自若，拾起钥匙、名单，为同监的难友曹仲兰、陈英盛、陈存世打开牢门。
他们4人一起挺胸阔步地走向铁门。在门口，徐玮回头向难友们高喊：“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共产党万岁！”
当时，监狱当局组织100多人前来参观，徐玮4人一路高呼口号，法官不敢再按程序验明正身，叫十几个看守抓住4名烈士双手，直赴刑场。
监狱几百个政治犯齐声高唱《国际歌》。敌人行刑时，每一声枪响，活着的同志就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直到第四声枪响。国民党前来参观的官员都吓呆了。他们这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一批不怕死的人！
参加工人武装斗争 积极传播马列主义
1923年春，徐玮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党、团组织后，徐玮多次利用探亲之际在海门传播马列主义，是海启传播马列的第一人。后来在通东揭竿而起、参加红十四军的许多战士，都曾听过徐玮当年宣传马列主义的演讲而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至1927年间，徐玮先后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斗争。特别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徐玮与罗亦农、汪寿华等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负责起草《市民代表会议、政府》《准备武装暴动》等纲领性文件。起义胜利后，徐玮作为共青团代表出席上海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当选为执行委员。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徐玮又被选为临时政府委员，分管宣传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因受反动派通缉，徐玮离开上海。后被推选为中共五大82名党代表之一，到武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受当时的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指示，以团中央驻浙巡视员的身份前往杭州，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1927年11月6日，正在开展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时，浙江省委军事地下机关突然被搜查，团省委机关也遭到破坏，徐玮和团省委秘书长曹仲兰等同时被捕。他们先被关押在杭州市柴木巷看守所，不久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
面对敌人的拷问 他坚持“当共产党当到底”
被捕后，徐玮化名胡公达，国民党反动派起初把他当作一般政治犯看待。1928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徐玮被传讯。特别法庭庭长钱西樵对他说：“你不叫胡公达，你是大名鼎鼎的徐玮，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用不着隐瞒了，你不要再跟共产党了。”
徐玮从容地回答：“那我问你三个问题，你的答复如果使我满意，就不当共产党。”三个问题涉及国民党为什么背叛革命的问题，问得钱西樵瞠目结舌，狼狈不堪。徐玮笑着说：“你既说不出个道理来，我就只好当共产党当到底了。”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把徐玮押回监房。
在身份暴露以后，徐玮就决心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尽力为党多做工作。趁看守不在时，他对着牢门的窗口，向难友们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还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串联，布置狱内的地下工作，组织要求改善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他要求难友们把监狱当做学校，趁此机会多读些马列著作。他还用已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向难友们演讲，痛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表明自己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视死如归的决心。
“要为继续我志而奋斗” 三封遗书字字含情
自入狱之日起，徐玮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28年2月9日，他写了一封遗书。93年后，重读这一封短短几百字，沉重而又真挚的诀别信，使人震撼。
遗书共交代七件事，简明扼要，件件清楚。
江海博物馆馆藏徐玮遗书《致我的家庭》复印件
一是交代自己的身份，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员，一个职业革命家，所以要家人不必为之过分悲伤，“要为继续我志而奋斗”。
二是徐玮在读书及参加革命后，父亲生病放弃私塾执教的工作，无法支持他的费用，徐玮不得不借债度日。他告诉家人，这些债是好友借给他的，不必因为可能索债而担心。
三是交代自己的婚姻状况，没有异性的结合。俞玉珍与他是幼时由双方父母作主订的婚约。旧社会凡女子订婚或结婚，如丈夫死后，必须守寡，而徐玮面临牺牲，所以于就义前声明与她“概无关系”，以免误其终生，这是为她着想。
四和五是对自己的后事作了详细的交代。不必在杭州建墓，不必做道场，不必开追悼会发讣文等等，认为这些都是无聊之举。
六是对好友周赞明的交代。周赞明是海门茅镇人，与徐玮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家庭经济条件比徐玮好，经常资助徐玮。徐玮交代家人，自己牺牲后与他联系，会有帮助。
七是自己对生死的看法。字里行间没有悲观，没有哀伤，充满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献身的豪情。
整封信读来听不到半声哀叹和绝望的情绪，浸润着的是激越的革命进行曲，坦露着一名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坚强信念。那一年，徐玮只有25岁。
1928年4月18日，徐玮被提审后，又接连写下两份遗书，一份给他的兄弟徐宝康、徐宝石，一份给他的朋友周赞明。
给兄弟的遗书中，徐玮写道：“我与你们永别了。你们一定明了我是为什么死的……你们如果能明了我死的意义，便不应为我悲伤，你们应该劝导母亲，善视母亲，彼此亲爱，努力上进。”
给朋友周赞明的遗书中坦言：“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时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用不着留恋与悲伤……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归消灭，那么早死算得什么！”
三份遗书洋溢着一个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强的革命精神，也写满了一个人对家庭、国家和民族的爱！
早在1923年，徐玮参加革命时，在送给大哥的《人生》一诗中曾写道：
人生好比替换赛跑，
前人走几段，
我走一段，
后人又不绝地向前走去，
最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莫怪前人走得慢，
莫望后人走都快，
且努力，走我的一段。
徐玮走了，带着难解的遗憾，也带着不可动摇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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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苏网专稿 文/刘静 李明莉 设计/姜向慧 后期/王紫轩；素材来源：海门日报、南通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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