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南京大学历史学专业博士，也是南大出版社学术分社社长、江苏省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南京大屠杀史》被翻译成英文、韩文、哈萨克文、希伯来文、印地文、波兰文，在海外出版发行，让西方社会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他叫杨金荣。
今天，“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系列人物访谈栏目，为您讲述他历时十余年推动《南京大屠杀史》在海外多语种出版传播背后的故事。
受到章开沅教授著作启发，多年持续从事南京大屠杀史海外多语种出版
南京金秋十月，梧桐叶落在街边路旁，带着古都南京城的温度。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南大出版社楼下的书店里，小编拜访了杨金荣博士。杨博士1983年考入南大，本科硕士均就读历史学专业。“大学期间就关注高兴祖教授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研究生阶段学过一段时间日语。”
杨金荣博士 李雪琦 摄
自1985年纪念馆建成对外开放后，杨金荣一直关注纪念馆的发展。“印象最深刻的是，1990年跟校友王卫星一起拍摄电视片《百年国耻》，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我们到纪念馆取景。在纪念馆的西南角，我采了一朵小花，补了句台词，大意是‘摘一朵小花，祭奠英烈。’”他说。
1992年，因南大出版社急缺历史学专业编辑，杨金荣被调入出版社工作。回忆30年出版工作，他说对他职业生涯有深远影响的是1999年章开沅教授在南大出版社出版的书——《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一批留守南京的外国传教士，记录下他们目睹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经过。他们把这些材料藏在美国耶鲁大学的特藏室。章开沅教授将其编译成中文出版。后来，章开沅教授又邀请日本一位学者来中国，将此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上架销售。这本书的中文版和日文版都是杨金荣编辑的。他说，自己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与南京大屠杀史外译工作结下了缘。
受此启发，杨金荣在编辑出版方面十分注意与海外传播关联。后来，他获得到美国访学半年的机会，为未来中国学术著作境外出版积累下海外人脉资源。
在《南京大屠杀全史》封底刻下六语种书名，为该书推向世界“埋下种子”
2012年12月，南大出版社首发出版了由张宪文主编，张连红、王卫星副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书共14章、近110万字，是中国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完整的原创性研究著作，也是回击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荒谬言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有力武器，具有里程碑意义。
杨金荣介绍，他当时请设计师设计，在《南京大屠杀全史》的封底刻下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六语种书名。“当时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要把这本书推向世界。”杨金荣说。
次年，杨金荣受到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邀请，和南大两位同事到该校参加学术会议，顺道前往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访问，并带上《南京大屠杀史》英文翻译样张和目录，寻求在美国出版的可能。“当时就有想法，把《南京大屠杀全史》推向世界。”他说。
在海外出版《南京大屠杀史》，已落实11个语种
杨金荣还借助自己江苏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在省政协十一届一次联组会议上提案——《建议多语种向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将江苏文化历史研究的高端成果推向国际》，获得认可。
由于《南京大屠杀全史》有110万字，不利于国际传播，2015年，他邀请张宪文教授和张连红教授将全史压缩成45万字的简版。经过多方努力，精简过的《南京大屠杀史》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2014年入选国家公祭读本，又入选了中华学术外译书目。2015年，杨金荣组织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英文版和日文版，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特别是高质量的英文版为后来多语种海外出版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文本。
“从此就踏上了《南京大屠杀史》外译的漫漫征途。”杨金荣介绍，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出版和落实的有11个语种。“目前已经出版的有英文、韩文、哈萨克文、希伯来文、印地文、波兰文，书已经在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国家的图书馆上架，与世界各地的读者见面。即将出版的有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泰文、俄文、阿尔巴尼亚文。”
上排左起：印地文、希伯来文、波兰文
下排左起：韩文、哈萨克文、英文
为外国人“补上南京大屠杀历史课”，海外出版之路艰辛
杨金荣坦言，海外出版之路走得挺艰辛。
最初与国外出版同行打交道过程中，对方惊讶地问：“南京大屠杀真有这件事吗？”杨金荣举例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曾问，‘张纯如的那本书不是小说吗？据说是文学作品。’印度德里大学的教授也说，‘在这之前，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日本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吗？日本不是一个信佛的国家吗？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杨金荣说，正是基于这样的疑问，他认为《南京大屠杀史》多语种海外出版很有必要性，“这是填补空白，为外国人补上南京大屠杀历史课。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杨金荣说，目前还做不到海外出版社主动来中国购买版权，更多地需要通过沟通和谈判，与对方出版社合作出版。“我们不能隔山买牛，很多时候要自己去跑，把外译出版事情落地执行。”令他难忘的是，有一次去埃及谈业务，恰巧遇到了开罗火车站爆炸事件，“那里的治安跟现在的南京不能比，家里人很担心，但我们还是要去。我们当时很担心回不来。”此外，去以色列洽谈希伯来语出版合同，那里经常会有战争，“有时候我们就像战地记者一样，要冒着危险跑去谈合作。酸甜苦辣滋味都有。”
在埃及开罗签订《南京大屠杀史》阿拉伯文出版合同
找到与对方共鸣点，“落地随俗”做好精准国际传播
国内方面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或者国家丝路书香工程资助项目申请下来，海外业务谈妥，接下来就到了翻译、审核、出版、宣传等一系列流程。这一过程中，仍然是考验重重。
“首先是翻译，通常寻找海外懂汉学、对中国历史有研究的人，提供中英文版给对方，相互对照着翻译。”杨金荣说，他们通常寻找两个人同时翻译，一个是母语国家的人，一个是在当地生活的中国人，这样对照翻译出来的作品再经过我国专家团队审校。“严格遵照史实，专家把关很严。有一次印地文里，将南京大屠杀惨案持续时间六周（six weeks），夸大写成了六个月（six months），这显然不符合史实，必须要改。还有一次，西班牙文导读，把日军入侵南京，写成了进入南京，这就淡化了日军对南京的侵占行为，不符合史实。所以翻译内容，专家都会严格把关。”
此外还有其他业务沟通环节，“往往一本书从翻译，到出版，到所在国家发行，至少要两年时间。”杨金荣说，事情很难，但尽自己的情怀去做好。
如何做好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精准国际传播？杨金荣根据自己多年海外出版经验，分享说，“想办法找到与对方的共鸣点。”他举例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她的书的中文翻译是《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英文名是《THE RAPE OF NANKING》,RAPE的意思是强奸。美国是对人权很重视的国家。张纯如知道怎样触动美国人的痛点。她了解美国人的价值观在哪里。”因此，他说，南京大屠杀历史海外传播，所到之处要注重找到与当地民众的价值共鸣点。
杨金荣还分享说，在已经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海外语种版本中，他们注重“落地随俗”，邀请当地的汉学家来写导读，“他们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目前在所有已出版外译版本中，在以色列出版的希伯来文版已经二次重印。“我们邀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当地最有名的汉学家写了导读后，效果非常好。此外，以色列犹太人对此题材更有共鸣，他们同样经历过民族的伤痛。”
向世界讲好南京大屠杀历史，多语种出版还在路上
杨金荣计划今年再申请德文版。为什么要做德文版？他说，章开沅教授就曾讲过，“日本和德国都是二战期间的加害者，但战后两个国家对待战争的态度截然不同。德国政府态度非常诚恳，而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道歉。如果日本政府不正确对待历史，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对两国人民来说，就始终是个包袱。”
“自从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后，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开始关注中国，了解中国历史，我们的《南京大屠杀史》也获得更多的关注。这都是相通的。”杨金荣说，他将继续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做下去，“今年和纪念馆合作的两本书——《南京大屠杀史》西班牙文、泰文即将在今年国家公祭日前夕出版，我们想为中国更多的学术作品走出国门积累经验。”
他说，生活在南京，学历史，从事出版，都让他觉得责无旁贷。“好像我们不做谁来做！”杨金荣动情地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习近平总书记支持做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如果错过这件事，就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他说，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5周年，“想到85年前同胞受到的苦遭的难，我们有义务有责任以这种方式祭奠他们，缅怀他们，想到这一点，出版过程中再苦也值得我们用好平台，把《南京大屠杀史》外译工作做好。”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