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是一名专注于中国研究几十年的社会学家。20世纪60年代，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书时，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萌生了去中国实地调研的想法。1976年4月，古德曼第一次前往中国，游历了广州、佛山、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此后，他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多年，足迹遍布多个省市，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积累了第一手的观察和研究。
古德曼表示，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现代化的定义、路径和模式也没有一定之规，比如，通常认为经济开放和市场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这两者也是推动欧洲和北美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中国所尝试的就是以国家对市场力量进行指导和改善的二元现代化体系，而这样做的关键在于国家和市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而不逾界。
他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成就，这证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多年里，外界一再宣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而这些观点已被证明毫无根据。中国在努力实现目标和执行政策方面一直是务实的。”
古德曼说，比如说，与一些西方国家那样详细到具体实施细节的政策规划不同，中国的政策规划和实施往往是中央政府提出宏观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一些本地化的细则措施，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政策能够更贴近地方实际，体现出政策的因地制宜。这也是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时所应当去了解的。
“中国的广袤和体量同很多国家都不一样，这意味着在政策实施中不能‘一刀切’，政策目标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允许必要的变化。”他说。
戴维·古德曼（新华社发）
古德曼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从追求经济发展的“量”转而追求经济发展的“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转变，引导资本流向高科技、实体经济等生产性领域，摆脱经济对投资和房地产的依赖。与此同时，要实现现代化也需要政府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
“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比较低，要实现更高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就需要党和政府主导提供更多的福利供给，这样有利于创造实质性的消费社会。因此，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很重要。”他说。（文/郝亚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