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至15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平等、合作、发展：《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主题，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参会，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是《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30年来，中国落实《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为国际人权事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中外嘉宾一致认为，应对全球人权治理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同心协力，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求人权治理的最大共识，努力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开创世界美好未来。
发展是人权实现的前提
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拥有平等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充分的发展权，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
“中国将持续加大全球发展资源投入，为人权治理注入正能量。”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表示，中国通过消除绝对贫困、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了14亿人口的生存权、发展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国将继续加大对国际发展合作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议长、国家人权中心主任阿克马尔·赛义多夫指出在人权保护中尊重各国独特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各国在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方面都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我们有着共同的人权。”在发展中有必要充分意识到各国不同的社会机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各国人民的独特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保护人权的最佳路径。
“发展是人权实现的前提，人权是发展的产物。”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认为，在人权成为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美西方向外推行“先权利后发展”这样的观点，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很多附加条件，反而导致了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或者不发展的状态。
国际人权事业需要团结合作
30年前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让发展促人权、合作促人权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当前，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人权政治化倾向加剧，国际人权事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意义非凡。
“国际合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农业、贸易和巴布达事务部长艾沃利·保罗·切特·格林在发言中表示，《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创造人权领域的共识来促进国际合作，鼓励各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分享实践成果，并且提供技术援助，加强全球人权体系建设。宣言强调不歧视和包容性的原则，确保边缘化和弱势群体获得资源，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科特迪瓦国家人权理事会主席纳米扎塔·桑加雷指出，各国应该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容性的社会，每个个体都能不受阻碍地享有其基本权利。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国际合作是关键因素。不管一个国家有多么强大，都不可能独自解决目前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座桥梁可以真正实现跨文化的理解，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团结东方和西方。”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劳尔认为，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是促进团结合作的有效途径，而这正是人权议题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汇点，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契合点。“一带一路”倡议铺就了通往和平的道路，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权发展之路，也是消除全球贫困之路。
中国为全球人权事业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为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从保护本国人民人权和促进国际人权合作两个方面，为全球人权事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兼报告员、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法系主任阿斯兰·阿巴希泽强调，中国在积极开展国际援助的同时，也为保护本国人民的发展权作出巨大努力，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消除了极端贫困。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胜利，也是人类的胜利。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回忆自己在中国30多年的工作、生活经历，表示曾经以为很了解中国，但直到亲自前往贫困地区才明白摆脱贫困需要的是什么。“我惊讶地发现，中国数百万贫困家庭每个都有自己的档案以及定制的脱贫计划。地方官员被派往贫困村管理扶贫工作，有时会长达2年。”他表示，减贫是中国重视人权的最好证明。习近平主席曾说：“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据库恩所知，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从未有过类似发言。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认为，中国在减贫方面走在了世界最前列，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启迪，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如何减贫。从人权保障角度来看，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以及中国减贫的理念和实践，都极大地丰富了全球人权治理的内涵，相信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从中国的经验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