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苏商，睥睨于汉唐，并驾于明清，独步于民国，领跑于今日中国商界。胸怀大志、身负大略；善循大局、精耕大业；谨守大义、兼施大爱；包容大气、共享大成……苏商精神与情怀代代传承，历久弥新。在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暨首届全球苏商大会召开前夕，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我苏网推出《史话苏商》特别策划，与历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专家，共话苏商史，多维度呈现苏商故事，解读苏商精神，感受苏商群体在实业搏击中的创新创业精神。
陶朱公范蠡是后世尊称的经营之神，在民间也被称为“财神”。范蠡年轻时贫穷，勾践灭吴后他看透政治，归隐江湖做生意去了。这一做不要紧，成了千古传奇。有关他的传奇数不胜数，但最能彰显他智慧的大概是他的识人。“财神”范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存在呢？
再来一段度娘的介绍：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字少伯。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去。知道他是谁了吗？就是帮助勾践卧薪尝胆的人，后来携大美女西施泛舟而去的人。
中国民间拜的财神就是以范蠡为原型的，因为他赚钱能力实在太强大了，范蠡“三聚三散”的历史故事流传甚广，他每到一处都能成名于天下。这位古人，在名利面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进退自如，以保全自身为根本，功名富贵的舍得就在这先散后聚中让我们有所体会。
这么多金智慧又豁达的“财神”范蠡和江苏有什么关系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带着我们“史话苏商”，走近今天的历史人物——范蠡。
根据《史记》的记载，范蠡生平有两件大事为我们所熟知：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帮助越王勾践报仇，把吴国灭掉，复兴越国；第二件大事就是在灭吴之后主动离开越王勾践，急流勇退，先后泛舟五湖，在今天的太湖流域一带，后来又到了齐地（今山东一带），最后在定陶这个地方定居，被称为陶朱公。他三次迁徙，十九年间三聚千金，但是他把这些财富散给身边的兄弟子侄、亲戚朋友，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有近代以来的学者和古代学者评价范蠡“功名全终”，无论是功业还是人生都获得了非常美满的结局，后代人把他奉为中国商人的鼻祖。
出将、入相、经商 慧眼识人洞察人性
越国和吴国是春秋晚期最后崛起的两个南方大国，两国都要向北争取中原的霸主地位。先崛起的是吴国，在和越国的战争当中，吴王夫差的父亲受伤死掉，吴王夫差发誓要灭越。越国战败后，国家陷落，当时越国领袖勾践身边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大臣，文种和范蠡。越王勾践请这两个大臣出谋划策，范蠡说，治国的事情他不如文种，但是军旅战斗方面他比较擅长，于是越王勾践就把灭吴兴越的计策交给了范蠡，而把一般的内政管理交给了文种。
《史记·货殖列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范蠡当时有一个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叫计然。用今天的话说，计然是一个理论经济学家，他向范蠡讲了可以致富的七种办法，包括如何防止农业灾害、怎么样聚集财富、怎么样调整经济的发展……范蠡用了其中五条，就使得越国富强起来。富强之后，越国灭掉了吴国。灭掉吴国之后，越王勾践跟范蠡谈，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辅佐，范蠡不同意，他要求离开越国。他不但自己要离开，还提醒文种，越王“长颈鸟喙”，脖子很长嘴很尖，这个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文种却选择留了下来，最终，文种因为被越王勾践怀疑，而被赐剑自杀。
可以看出，范蠡不但有军事和政治才能、谋略，他还会审时度势。他特别懂得道家所谓的盈虚之数，非常懂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不管是出将入相还是经商，范蠡都很会识人用人。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上记载了一个关于范蠡的小故事，非常有意思，特别能够看出范蠡的为人。
范蠡晚年的时候定居在陶丘（陶地），改姓朱，大家称他为“陶朱公”。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在楚国犯了罪，被楚王抓了，他准备派自己的小儿子去把二儿子救回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去“捞人”。范蠡的太太不乐意，说“长子为大”，应该派长子去。大儿子也很积极，范蠡没办法，就改派大儿子去。去之前，范蠡跟大儿子说，你到楚国的城外，找一个叫庄生的人，让他帮你疏通，这个人就住在城圈旁边，看起来很不起眼。于是大儿子拿了很多的钱，去找庄生。他把情况跟庄生一谈，庄生说，我跟你父亲是好朋友，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来帮忙。大儿子就把钱放在了庄生那里。
用今天的话说，庄生就是民间的隐士或者名士、高士，他家里不是很富裕，但是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和话语权。他在见楚王之前跟家里人讲，范蠡家的钱，放在家里不许动。然后他就到宫里去见楚王了。
庄生跟楚王讲，当前国家有自然灾害，要做一些准备，于是楚王派人把府库封了起来。封府库是一个标志性的行为，楚王一这样做，老百姓就认为楚王要大赦了，街上就传开来。庄生是想利用集体大赦的形式，把范蠡的二儿子救出来。谁知，范蠡的大儿子忽然听说楚国要大赦了，就跑到庄生家里说，这个事不需要你再帮忙了，给了你这么多钱，你能不能把钱退回来。庄生特别恼火，但是嘴上不说，就把钱退给了范蠡的长子。
感觉受到羞辱的庄生跑到宫廷里面跟楚王讲，我听说街面上都在传您要大赦了，说您之所以要大赦，是因为范蠡的儿子犯了罪，他花了很多钱来我们国家疏通上下官员。楚王听了大怒，于是当天先把范蠡的儿子杀了，第二天再大赦。范蠡的长子只能带着二弟的尸首回家了。
范蠡感慨说，早知一定是这样的结局。范蠡为什么当时要派小儿子去？因为在大儿子小时候，范蠡还比较穷困，大儿子也备尝艰辛，知道钱财来之不易，特别在意得失，他会吝惜财货。而小儿子出生时范蠡已经致富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儿子根本不在乎钱。派小儿子去，他能够舍弃千金之财，办成事情；大儿子太在乎钱，就办不成这件事。
司马迁认为，范蠡的致富和他的选择、他的眼光有关系，而他的眼光又源于他洞察、洞悉人性。
于江苏一带致富 引领苏商“诚一之道”精神
范蠡和江苏最直接的关系，是灭吴。当时吴国主要是在今天的苏州一带，而越国主要是在会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一带，吴越争霸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争夺江南的环太湖流域的话语权和霸权。范蠡最早开始经商是泛舟五湖，在江湖之间，也就是长江和太湖一带致富，这也是他跟江苏非常重要的关系。
中国文化特别注重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对范蠡来说，经商只是用来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的和本质。司马迁描绘范蠡作为商人的形象时，更重要的是描绘他的商业道德，而不是他致富的经验或者因由。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司马迁给范蠡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富好行其德者也。”富了，又乐善好施，有德行，这是司马迁眼里的范蠡。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讲，富无常法。古代致富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靠农业致富；有的靠盗墓致富，就是作奸犯科致富；有的靠博系致富，就是靠开赌场致富，有的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货郎摊的致富，还有靠卖浆就是卖点饮料致富；还有一种叫“马医”，马的医生，马医是个很简单、很一般的行当，因为那个时候骑马的人很多，靠给马治病就能够致富……司马迁说，没有一个行业一定能够让你致富，但他强调，想致富的人一定要在这个行当里面做到极致。他管这个叫“诚一之道”，诚是真诚的诚，一是专一的一，诚一就是用心专一。这非常能够代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有两条，第一，利益不是最重要的；第二，要把自己所在的行当做到极致，这才是经商之道。我们回过头来看苏商会发现，江南的经济发展一直遵循这两个原则。
苏商最大的气质是儒雅。这些豪商巨贾之家在经商致富之后不是追求扩大生产、垄断经营，而是转向文化产业，转向读书，而且一定会让自己的子孙读书。考了进士之后，他们当几年官就回家开始经营自己的产业，然后搞藏书。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出现了非常多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扬州的盐商也是这样，他们发家致富之后还资助了很多贫困的学生去读书，然后自己建藏书楼。
中国古代豪商巨贾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他们自己家里也会有分工，如果他有几个儿子，一般年龄大的儿子比较能吃苦的，就让他继承经营产业，稍微年轻一点儿子让他从小好好读书，将来通过科举起家。
苏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非常精致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很高。中国古代最精致的生活是在江南，而不是在广东，也不是在中原的河南地区。汉唐时代的长安城中也有很多的富商巨贾，但他们生活的精致程度远不如南宋以后江南地区的士大夫。
两次南渡 江南崛起为中国主要的经济中心
江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苏环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和历史上的两次北方的“南渡”有关系，一次是西晋末年东晋的永嘉南渡；一次是北宋末年南宋之交的所谓靖康南渡。随着两次南渡，北方的社会精英迁到了南方。
在秦汉时代，甚至在战国时代，丝绸的制造中心其中一个就是齐地（今山东省）。古人冬天穿一种服装，夏天穿一种服装，春秋天穿一种服装，虽然一年四季，但实际上服装是三类，所以叫三服官。这个地方主要从事桑蚕的养殖、种植和生产，所以齐地有“三服官”。
四川蜀地有“锦官”。锦官主要是为富贵人家的丝绸织出花纹和纹路来，在春秋战国时期蜀锦比较出名，到秦汉时候更是出名。2000年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可能是在四川或者在齐地，偏西偏北方向，东南地区相对比较落后。但是随着两次南渡，北方的精英人物迁到南方来，到了南宋甚至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丝织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支柱型产业，环太湖流域尤其是苏州、杭州的丝织业相当发达。
中国主要的经济中心是在江南地区，看看这些例子：比如苏州、杭州、南京折扇；比如竹雕，古人写字的时候，为了防止衣袖沾上墨水，会做一个臂搁，相当于一个小的尺子，苏杭地区有一种留青竹雕，把臂搁雕得非常漂亮、玲珑剔透；比如扬州刻书，康熙皇帝刻全唐诗一定要在扬州刻，因为扬州技术比较发达；比如玉器，苏州一直是中国明清时代玉器生产的中心；比如实木家具，明代以后，随着南洋的开放，海外的红木硬料开始进入中国，苏州成了家具生产的中心；比如《红楼梦》里面写到几个重要的城市，苏州、扬州，还有金陵（南京）；比如清朝织造馆，“江南三织造”即江宁织造、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
（来源：江苏新闻广播/董婕 张雪 我苏网编辑/马腾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