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文化养老”是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当前，老年人的生活意义因丧失话语权、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而迷失，他们迫切需要重新阐释和认知自我，重建其生活意义。为此，新时代老年人以广场舞等群众文体活动为重要载体，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找寻群体归属感，在自我超越中重获社会认可，并在自我肯定感的持续巩固、生活方向感的渐趋自信和生活安全感的不断提升中稳固群体归属感，在社会责任履行与社会形象的良性互构中扩大社会认可度。这些老年人生活意义的再造逻辑与提升机制，对于我国有效应对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富足，并未让一些老年人获得生活的充实感和幸福感，他们反倒感觉生活陷入了彷徨，总感到生活缺了点什么，“路在何方？”这个问题时不时会萦绕在他们的脑海里，成为其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后喻文化时代的身份窘境：
话语权丧失、污名化和边缘化
在久远的前喻文化时代，由于生产工具和自然环境的限制，社会发展进程极其缓慢，人们从出生时便意味着可能会在既定的生活意义上完结一生，“他们的父辈在无拘束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际将要经历的一切……年轻一代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 。不发达的文史资料记载手段导致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心里，年龄赋予了老人们深不可测的睿智，他们是公认的智者，“在‘蒙昧峡谷’，古老之传统总是受到尊敬。谁敢否认先辈的智慧，谁就必将受到正派人的冷遇。” 于是，不断向前辈学习生活经验和是非观念，皈依祖辈传承下来的旧有生活秩序和道德礼仪，成为古时每个年轻人崇尚和颂扬的美德。后来，随着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知识和文化传播手段的变革使得年轻人不必再以从前辈人那里获取知识和生活经验作为唯一渠道，并喻文化时代悄然而至，年轻人开始在同辈之间互相学习，“个人如果能够成功地体现一种新的行为规范，那么他将成为同代人学习的楷模” 。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使知识更新越来越快、新兴技术大量涌现、通讯传媒日益迅捷、信息传播愈发快速的同时，“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 ，中青年人成为了社会中坚，老年人积累的智慧、经验和驾轻就熟的技能转瞬间已变得过时，老年人转而需要通过其后辈来了解瞬息万变的世间万象，文化反哺的后喻文化时代已然来临。老年人已不再像在古老社会那样会自然成为公认的权威，基本丧失了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许多年轻人已惯于漠视、否定老年人来自于久远年代的威信。
与老年人生活话语权丧失相伴的是，“不同辈分的人虽然以身共处于某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 的代际隔阂，于此之中产生了误解和偏见。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老年人被当作是退出社会的、落伍的、不生产社会价值的人，他们陷入了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的泥沼。以近年来成为社会热点的广场舞为例，媒体频繁报道广场舞大妈与其他居民之间因争夺公共空间而引发的冲突，她们在世界各地的公共场所遍地起舞的照片或视频，与她们被辱骂、抓捕等负面报道刺人眼球地堆积在一起，在网络和自媒体上迅速散播。这些老人被不断消费和嘲讽，“广场舞大妈”及其衍生词汇也已在社会舆论中被娱乐化和污名化，导致其成为一种被灌入负面意涵的群体指代，许多人习惯用异样眼光看待这群老人。而这种污名化其实已成为整个社会对老年人文化意涵的一种非理性建构过程，人们懒得倾听她们的心声，即使她们那些微弱的辩解也被异常强势的负面舆论所淹没。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指出的，“正常的和被污名化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视角（Perspectives）”，在污名化的过程中，“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存在一种内在特征使他们被污名化”。 也即，广场舞和其群体被污名化，并非是这群老年人真的具有污名化所暗示的那些特征，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老年人因话语权丧失而被边缘化的现实窘境，也体现了社会对这群“边缘人”的包容性的缺乏。
单位制解体后的精神空虚：
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缺失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老人们生活在单位制社会中，其个人全面依附于单位他们在单位所安排的公共生活中接受着集体主义的精神熏陶、集体活动的群众动员，这些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在这代人的印象中，那个时代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单位为他们提供了风清气正的生活氛围和有章可循的生活秩序。而且在老人们并非完全真实的回忆中，那时候大家工作勤恳认真、刻苦用功，人们思想觉悟好、品德高尚、德行端正、自觉自律，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正能量，人际关系既熟悉又融洽，同事们（也是邻居）甘于奉献、心齐团结，不计较个人得失，牺牲个人为大家，彼此互敬谦让、和睦友善、关心友爱、互谅互信、互帮互助。单位还是一所对人们进行全方位教育的学校，个人的思想品行、处事能力、业务技能都得益于单位和组织的培养，他们的人格也由单位所塑造。自然而然地，在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正无私、公平共享的单位生活中，年轻时代的他们感到生活是暖人心脾、安全稳定的，这里承载了他们的生活信仰和人生理想，是其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于此，他们对单位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而寄托着他们对优秀精神品质的理解的单位生活，也就成为其心中永久的生活理想型。
改革后总体性社会随单位制瓦解而解体，镶嵌在原有体制中的为社会成员提供庇护的权力运行制度及其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现代社区中的庇护关系趋于弱化。生活方式的快速变迁强烈冲击着老年人的个体感官，快速的身份变换与错位、生活的不确定性使他们的神经高度敏感，他们需要通过隐藏自我和拉大交往距离来缓解焦虑感，由此导致的公共活动减少、公共空间萎缩、集体生活式微使得人际交往渐渐冷淡，这让他们心无所依，生活失去了方向感和安全感，组织归属感也已无所依托，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起自身的存在意义。虽然当代社会意识中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有所增长，但这些在单位制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对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和忠诚却仍然牢固。他们从过往社会中得到记忆，也试图在现代社会中找回、重组那些记忆，并在为构造他们这个群体所期望的生活方式而有意识地追忆着往昔。换言之，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怀念着过去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受此左右，他们下意识地将社会上的一些歪风邪气和不良现象归因于单位制解体而导致的信仰缺失，认为没有被单位生活熏陶过的年轻人既不理解他们也没有继承他们的优秀品质。正是这种对单位生活的眷念，驱使他们努力在现代社区公共生活中重复或模仿以前在单位时的集体生活方式，寻找和重现具有过往年代精神品质的生活意义，憧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找回深埋心底的集体归属感。
（报道摘自论文《新时代老年人的生活意义再造机理——基于对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考察》，全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作者系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颜玉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南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