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拍摄于2009年的照片，一位是知名的红色特工沈安娜，另一位老人叫姚子健。这次相聚，让姚子健在时隔六十多年后，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中央特科情报员。
1934年5月，上海的气氛极为肃杀，国民党军警到处搜捕中共地下党员，革命陷入低潮，在上海的这个亭子间里，一个年轻人，面对着鲜红的党旗，坚定地举起拳头，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姚子健。
1934年6月，他奉命潜伏在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印刷处，这个部门负责军事地图的测绘和印刷工作。此时正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紧要关头，五十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围剿”已经持续九个月，受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遭到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
前方战事亟需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为了能够更接近核心信息，姚子健故意弄伤眼睛，并以此为由，调到地图收发处工作。收发处保管着全国最为精准的军用地图，其中五万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因为精确到了村落、道路、河流，对于行军作战，意义极为重大，所以都属于绝密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姚子健发现，哪里的军用地图被调取，哪里就有军事行动。所以每当有人来取地图的时候，他便暗自记下这些部队的番号，想方设法抽取一份同样的地图，然后他将这些信息分析汇总，再秘密转交党组织。
1934年8月，姚子健发现，前来取地图的国民党部队数量激增，而且部署地区集中在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说明国民党要对红军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他在地图上标注国民党军的番号，一张国民党“围剿”行动路线图就呈现在他的面前。他立即动身前往上海密送情报，晚一天就意味着中央红军要遭受更大的损失。趁着周六晚上车站军警戒备松懈的时候，姚子健搭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他一身军服，提着一个皮箱，军用地图和资料就藏在这个箱子的最底层。
第二天一早在上海出站的时候，一个军警突然拦住他的去路要开包检查，姚子健立刻掏出军官证，冲着军警吼道：“我是南京参谋本部的，你敢查我”，军警被他的气势吓得连连后退，赶紧放行。
甩开军警之后，他立刻赶往接头地点和联络人中央特科情报员中共地下党员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会面，随后党组织通过电台将这个重要情报传送给中央苏区。这些军事情报，为党中央掌握分析敌情，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1938年初，抗战局势持续恶化，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姚子健萌生了投身新四军，奔赴前线抗日的想法。他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1938年4月，组织决定派他前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姚子健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香港，他的直属上级，就是原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由于工作纪律的需要，姚子健从未和潘汉年攀谈过，但他的忠诚、内敛、严谨给潘汉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组织将他调往延安工作，临行前，他领到了两张便条，一张是写给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一张是写给抗大校长的，便条内容都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小开”，而这个“小开”正是潘汉年的化名，这是对姚子健最大的褒奖。就这样，他结束了四年多的隐蔽战线生涯，来到延安，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