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文化养老”是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当前，老年人的生活意义因丧失话语权、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而迷失，他们迫切需要重新阐释和认知自我，重建其生活意义。为此，新时代老年人以广场舞等群众文体活动为重要载体，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找寻群体归属感，在自我超越中重获社会认可，并在自我肯定感的持续巩固、生活方向感的渐趋自信和生活安全感的不断提升中稳固群体归属感，在社会责任履行与社会形象的良性互构中扩大社会认可度。这些老年人生活意义的再造逻辑与提升机制，对于我国有效应对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方面，丧失话语权，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生活失去归属感和安全感，不被后辈人尊重，甚至被歧视，等等，让老年人们开始怀疑自己，“我是谁？从何处来？往哪里去？”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们，让他们的生活陷入迷茫。另一方面，老龄化问题虽然日益得到重视，但是政府将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主要放在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和医疗保障等方面，而对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老年人在公共文化生活中重建其生活意义的迫切愿望重视不足。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中缺乏认可，也缺乏有效的途径来重建社会认可，全社会又并未对老年人文化养老的重要性给予认真对待，一些文化建设只包装了文化生活的形式，却缺少对于老年人内心世界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真诚关注。于是，在上述主客观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这些老年人曾在跌宕起伏的计划体制时代挥洒青春，却在缺乏制度保障和精神信仰支撑、传统的熟人社会渐行渐远、社会基本诚信体系亟待建立的现代社会中孤独地面对衰老，不再能从岁月流逝中获得人生的充实感，他们的生活意义进一步迷失。
然而，这些内心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老人们却不甘于就此虚度余生，他们开始付诸一些具有反思性和能动性的文化行动，来对自我进行重新阐释和认知，据此重建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意义，从中不断领悟自我的生命价值，以崭新的生活面貌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赞许。由此实现的对老年人生活意义的正面评价，既是一种动态的行动过程，又是一种静态行动的结果，它能够帮助老年人理智地评判并接受自身和外部世界，肯定自己的所思所做，让他们热爱生活，积极乐观，自信自尊，人生目标明确，使他们不会屈从于外界的误解、偏见和歧视，做出符合自我观念的生活选择，找回对自己生活的话语权。同时，这种自我生活意义认知还具有自我控制的功能，它可以使老年人自觉修正自己的行为，减少其行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中的不协调因素，进而使他们的自我认知与具有社会共识的认可标准相一致，而这有利于他们更好的融入现代社会生活，防止被边缘化。
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所理想的生活意义已经固化（而非凝固）在对单位制时代生活的往昔记忆中，所以他们在现代生活中重建承载其生活意义的公共生活时，自然也就要选择那些与单位生活最接近的集体生活形式来在同龄群体中找回归属感。而社区公共文化生活恰恰为老年人提供了与单位生活相类似的、可以放松身心的公共空间，他们在此通过多元途径形塑和肯定自我生活意义的过程，非常完整地体现了自我生命价值的建构性特征。因此，以观察老年人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精神追求为切入点，来透视他们对归属感、生活自信和社会认可等之于生命意义的理解，对于文化养老功能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
（报道摘自论文《新时代老年人的生活意义再造机理——基于对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考察》，全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作者系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颜玉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南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