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他，脸骨清瘦，眉宇之间隐约有种淡淡的哀伤，神情中透露出一丝倔强。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号，徐悲鸿纪念馆内，望着他的照片，会情不自禁想起那句名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为纪念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代宗师和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创者，徐悲鸿纪念馆气势恢宏，灰色大理石外墙，高四层，顶部为绿瓦庑殿顶，檐下仿木斗拱上釉彩绘，风格为现代博物馆与中式建筑的融合，寓意明显。
阔别数年，12月30日，“往来千载——徐悲鸿无锡艺术特展”将在故乡无锡运河艺术公园开展，30余幅真迹作品重磅参展；“悲鸿艺术客厅”将正式启用；徐悲鸿（重庆）美术馆馆长、 悲鸿艺术客厅负责人杨净还将向无锡市捐赠由徐悲鸿学生、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创作的徐悲鸿雕塑。
这一次，“徐悲鸿”将通过这种别样的方式，回归故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故土造就了他的赤子之心与耿介风骨
1948年，徐悲鸿与廖静文及儿子庆平、女儿芳芳 摄于北京
江南，杏花春雨，碧水青山。这里文脉厚重，崇文重教。
蒋捷、陈维崧、徐悲鸿、吴冠中、周培源……这片水土润泽孕育出一大批风流名士。
“祖父走上美术的道路，除了故乡浓厚的文化底蕴影响外，还有着很深的家学渊源，我的太祖父徐达章在宜兴当地是位有名的画师。”徐悲鸿之孙徐骥说。
徐悲鸿出生于无锡宜兴屺亭桥镇。他出生的地方至今留存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出，徐悲鸿家面朝小河，河上有座小桥，是户典型的江南人家。
徐悲鸿6岁开始跟父亲读书，10岁随父亲乘舟赴溧阳时，便有“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的诗句，以即景成诗的艺术才华闻名乡里。
他9岁开始随父亲学画，每日临摹一幅吴友如的插画作品。吴友如是清代末期最大的插图画家，能在尺幅之中描绘亭台楼阁、虫鱼鸟兽、奇花异草，以至千军万马。
徐悲鸿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每次随父亲进城时，悲鸿必至画店观赏石涛、“八大”及任伯年等人之作，回家后凭记忆默写。
和很多杰出人物类似，一代宗师徐悲鸿在成长过程中，曾历经艰难。
1908年，乡里发生水灾，徐悲鸿家里生计越发困难。体弱的父亲只得带着徐悲鸿风餐露宿，漂泊四乡，逢集赶场，走街串巷，以替人书写春联、刻制图章、画山水花鸟以及别人肖像维持生计。小小年纪便饱尝人生苦难。
1914年，父亲去世，饱尝艰辛的徐悲鸿将自己的名字“寿康”改为“悲鸿”，意即自己是悲鸣的鸿雁。
为了生活，徐悲鸿不得不身兼三职，担任了三所学校的图画教师。每日黎明动身，奔波数十里去上课。
丧父之痛，生活之苦，让年轻的徐悲鸿黯然神伤。但他的个性恰如江南文化的底色一样兼具敦厚温良与拙朴刚正。他始终有颗赤子之心，心中的梦想从未磨灭。
他清楚，若就此下去，梦想便永远不会照进现实。
于是，他开启了艰难的上海求学之旅。
艰难而幸运的求学路 运河见证他归去来兮上下求索
在没有铁路、公路的时候，人们从宜兴到上海，要怎么走？主要是走水路，其中运河是必经的一段，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无锡仍在使用清名桥古运河。宜兴至上海水程大约200公里，要走上好几天。
“从1912年到1916年，祖父先后四次前往上海，开始了艰难的求学之路。其间由于人生地不熟，且缺钱少粮，数次几乎走到绝境。”徐骥说，可以想象，每逢困难，从运河来往宜兴、上海之间，望着运河水，他的内心是多么无助。运河见证了他早年的奋斗历程。
有一次“山穷水尽”时，徐悲鸿看着四周的高楼和匆匆走过的人群，不知自己要到哪里去。细雨打湿了他单薄的衣服，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徐悲鸿来到黄浦江边，他想跳进江中，一死了之……
青年徐悲鸿终究不是个软弱的人，在这个时候他自言自语道：“我不能什么还没做，就这样倒下去。”他大声地告诫自己：“越是在山穷水尽之时，而能自拔，才不是懦夫。”他用手梳理着被雨水淋湿的头发，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朝着家乡的方向走去……
最终，凭着坚强的毅力，1916年，徐悲鸿终于在第四次前往上海的时候，遇到贵人的帮助得以进入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学习法文。
继而得到康有为、蔡元培、傅增湘等人的栽培得以前往法国留学，开启西方求学之旅。
在唐宋时期，参与绘画的文人与专业的画家在绘画的技法上没有多大的区别，两者都具有扎实的造型能力，也就是绘画基础都很好。而经过元明清的发展，由于文人以其强势的地位参与绘画创作，引领风气，而造成唐宋以来的写实绘画，通过书法化的用笔从单纯的山石林木造型中凸显出来，与真情实景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从而催生了追求笔墨情趣的抽象化审美，一举确立了全新的文人画、尤其是文人山水画的图式，开启了文人画数百年的鼎盛时代。
最后情况发展到，画家为了追求文人画的笔墨情趣、写意风格而直接描摹前人图稿，形成“师古人而不师自然”的弊病，绝大部分画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山真水而失去了造型能力，进而脱离现实生活，缺乏表现力。在20世纪初，一些文化名人如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对此都曾提出过措辞激烈的批评。
画家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景而束手无策、缺乏表现力……徐悲鸿最初学习西洋画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国内画家专注于笔墨情趣却不擅造型的这种状况。所以，经过仔细的研究，徐悲鸿在西方异彩缤纷的各种流派中，选择了写实主义作为学习的对象，拜法国学院派大师达仰等为老师，从最基本的素描开始学习。
他顺应了时代潮流，摸准了时代的脉搏，最终时代也选择和成就了他。徐悲鸿，一步步走上一代宗师之路。
艺术客厅扎根运河之畔 悲鸿精神为故乡注入文化动力
《群奔》
《会师东京》
“悲鸿精神”是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他画出了国人奔腾不息的精神状态。”徐悲鸿之子徐庆平说。
1927年，徐悲鸿从法国回到上海。当时中国艰难的现实环境正为徐悲鸿所提倡的这一类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回到上海不久，徐悲鸿加入了田汉和欧阳予倩领军的南国社，担任美术系主任。此时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些人媚敌求荣的行为深深触动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怀着极度的愤懑创作了第一幅油画巨作《田横五百士》，在上海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随后，日军侵华加剧，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创作了希望国家重视和招纳人才的国画《九方皋》；1939年,他为支持抗战而作《珍妮小姐画像》，是其最著名的油画人物肖像之一；1940年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1943年创作《会师东京》等，赞誉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顽强意志。
宜兴籍收藏家马乐平先生认为，悲鸿作品吸收了古典主义的坚卓、浪漫主义的想象、写实主义的朴实、印象主义的瑰丽，但始终蕴含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以中国特有的情趣动人心弦。
在美术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他的带领下，通过系统的教学，以素描为基础，创造了解剖学、透视学与“默写”结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
徐悲鸿强调学贯中西，因材施教，要求擅西画者多临摹中国古画，擅中国画者精研素描，以求融会贯通。他特别强调描写人民生活，经过严格的训练，使学生做到离校后对任何题材均不感束手。他系统、科学又独具特色的教学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美术教育的基石，培育出吴作人、傅抱石等大批美术人才，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教育的中坚力量。
徐悲鸿笔下的奔马与雄狮激励着一代代的国人奋斗不息。作为徐悲鸿的故乡，家乡人民默默传承着那份“奔马精神”“雄狮精神”，不断自我突破，跑出发展“加速度”。
无锡城建发展集团致力于城市公共艺术空间建设，本次该集团联手徐悲鸿（重庆）美术馆和徐悲鸿、徐庆平家族倾力打造的“悲鸿艺术客厅”，为运河艺术公园和这座城市增添了一座文化地标，注入了文化动力。
悲鸿艺术客厅，会是一个温馨的会客场所。《论语》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客厅邀请大家走进悲鸿的艺术世界，感知悲鸿的精神境界。
杨净介绍，除本次展览外，后期计划以悲鸿先生的艺术理念、画作或故事为主题，邀请名人、学者展开漫谈；举办琴道、茶道和花道雅集，凭借人之六感，遨游于美之境界。
艺术来源于生活，唯有沉浸于生活的各种样态之中，追随悲鸿大师的艺术理念，方能领略艺术之美，涵养城市的人文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