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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我们生活中普通又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古希腊诗人荷马称之为“神赐之物”。盐业与扬州城的渊源从何时开始？历史上，盐业又是如何兴盛繁华扬州城的？明清时期，扬州盐商富可敌国，可为什么盐商会被人嗤为“暴发户”？盐商对扬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扬州市政协常委韦明铧带着我们“史话苏商”，走近今天的历史人物——明清时期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
电视剧《大清盐商》以扬州盐业总商江春布衣上交天子为故事蓝本，讲述了扬州盐商对于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垄断经营权 天下盐商齐聚扬州坐收暴利
盐——中国历史上长期被垄断经营的对象，汉代与唐代都曾把垄断盐利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授予盐商绝对的垄断经营权，这是明清时期才有的事。
明朝初年，食盐可以自由贩卖。明代中叶开始，为了解决边境驻军粮荒问题，明朝决定效仿宋朝“茶引”制度，劝商人从内地运粮给边防军，然后发“盐引”让商人购买食盐转卖牟利。明清以来，朝廷管理两淮盐务的机关都设在扬州。
政策出台后，大财主大商人纷纷响应，首当其冲的是山西和陕西的大财主，他们粮草本就有盈余，所以第一批来到扬州经营盐业的就是这些人，这种制度叫做“开中法”。到了明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出现了“盐引”卖不动的局面。
明朝万历42年开始，朝廷在两淮地区推行纲法。将每年出产的官盐分成固定批次，交给预先缴纳盐税的有实力商人，并将商人姓名登记造册，让他们成为拥有食盐专卖权的御用商人。这种专卖权的证明就是盐业历史上的重要概念“根窝”。这次响应号召的商人来自徽州，所以从明后期开始，晋商、秦商和徽商构成了扬州盐商的主体，他们基本上掌握了两淮盐业的命脉，一本万利，暴富天下。
为何说扬州繁华以盐盛？ 没有高铁、飞机、汽车，两位皇帝为何要多次南巡下扬州？
明清时期，有两个地方的商人可以称之为“豪富”。一个就是把持朝廷对外贸易垄断特权的广州公行商人，他们利用朝廷给的贸易特权，大获其利。不过跟扬州盐商比起来，广东十三行商人在整体经济实力上逊色很多。有记载称，从乾隆晚期到道光初年，广东行商捐输报效朝廷的白银将近400万两，而几乎同一时期的扬州盐商捐输报效总额高达3600万两白银。那时清朝官员也认为广东巨商不过数家，远不及资产殷实的扬州商人。
如果说广东行商的发财密码是一个“洋”字，那么扬州商人的发财密码就复杂得多。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盐”字，其实是个“官”字。
明清时期的扬州盐商，是一个显赫的政治经济集团。两淮盐税直接关涉到当时朝廷的经济命脉，所谓“关系国库，最为紧要”。如果把明清两代国库的收入比喻成一个“大烧饼”的话，那么烧饼的一半是来自盐业，一半是来自于其他各行各业。在占一半的盐业当中，两淮地区也就是扬州所管辖的盐业又占了一半，也就是说一个烧饼的1/4是由扬州盐商提供的。这对于哪个朝廷来说，都是一个不能小看的数字，几乎是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扬州盐商得到朝廷的庇护，很自然地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至臣僚和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微妙关系。尤其是清代皇帝和扬州盐商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清朝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分别六下江南，十二次南巡，这两个皇帝先后都经过扬州、住在扬州。
皇帝来扬州是为了喝早茶、享受“水包皮”、欣赏瘦西湖边的美人？显然不是。作为政治家，皇帝一定要把大清朝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可安枕。他们重视扬州，主要是为了搞好和扬州盐商的关系，抚慰他们、安抚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更好地向朝廷尽忠。
扬州盐商究竟有多富？ 民间传说盐商“一夜造白塔”真有其事吗？
如果你生活在明清时期的扬州，要想快速致富，最好办法就是混进盐商的朋友圈。有学者估计，在1750至1800年间，扬州一名盐商每年可以获得高达500万两白银的利润；一些盐业巨头用短短两三代人的时间，就可以积攒下上千万的家底。
江春，扬州盐商代表人物之一，祖籍徽州。祖父和父亲开始在扬州做盐商，到江春这辈，有文化又善于经营，乾隆皇帝对他非常青睐。在担任“两淮盐业总商”的40年中，江春“练达明敏，熟悉盐法，才略雄骏，举重若轻”，先后被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等头衔，官至一品，并赏赐顶戴花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例。
此外，江春还是扬州民间传说中“一夜造白塔”的人物原型。传说乾隆皇帝到瘦西湖，觉得风光很像北海，可惜缺一座白塔。江春为了迎合乾隆，连夜找材料、工匠造了一座白塔。第二天当乾隆再次来到瘦西湖，突然发现面前多了一座白塔，有人告诉他这是盐商江春连夜建成的，乾隆皇帝感叹“两淮盐商之财力，伟哉。”
“一夜造白塔”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扬州民间传说白塔最初是用盐堆成的，后来才改为砖砌。传说也有一定的道理，盐商的钱来自盐，说塔用盐堆成，无非是说用钱堆成的。
（图为至今还屹立在瘦西湖莲性寺里的白塔）
苏商多儒商 最爱文化的扬州盐商马曰琯家中“丛书楼”藏书多达10余万卷
扬州盐商马家非常出名，可谓将儒商做到了极致。盐商马曰琯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书作坊，经常出资为清贫的文士刻印书籍，比如刻印朱彝尊的《经义考》，就花去千金之多。马氏刻书校勘精美，装帧时尚，当时被称为“马版”，享誉士林。马曰琯非常喜欢藏书，他家“丛书楼”中藏书多达10余万卷，有“甲大江南北”之说。清朝诗人、美食家袁枚曾用“供养文人过一生”来称赞马曰琯。相传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时，命令全国藏书家把自己的孤本、秘本献给朝廷，扬州马家呈献了一千多种天下少见的书，入选《四库全书》的就有七百七十六种，朝廷为奖励马家，特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马家深以为荣。
（图为马曰琯）
除此之外，扬州盐商还积极赞助本地知名文化人和各项文艺事业，为盐商博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比如清代文艺界的代表人物“扬州八怪”，许多人就受到盐商的资助。
此外，扬州盐商还积极协助朝廷处理地方事务。比如，扬州城经历太平天国的巨大破坏以后，文昌阁、大明寺、平山堂等很多古迹变成废墟一片。战乱结束后，盐商纷纷出钱修复。
暴富后穷奢极侈 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之后扬州盐商走向衰败
由于传统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扬州盐商倾向于用赚来的钱购买土地或者捐纳官职，而不是扩大再生产。此外，他们把大量的钱投入到奢侈的生活消费中，修建楼台馆榭，养戏班开戏院，琢磨精致的菜肴……过着非常悠闲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扬州的社会风气，当时市面上游逛着大量闲人，他们不事生产，无所事事，“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流连于茶馆和澡堂之间。扬州盐商的生活方式还具有引领时尚的作用，据说远在京城的贵族女子梳头时也要模仿扬州女子，否则就嫌不够时髦。
不过，两淮盐商的豪奢，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服务于拉拢贿赂官员的需要。两淮盐商用心揣摩官员的爱好，又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感染官员，使他们“入吾彀中”，豪奢风气下掩盖的是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官商的勾结共谋。长此以往，便埋下了扬州盐商衰败的祸根。在官盐难以保证朝廷和官府的财政收入时，取消盐商的垄断权，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已成定局。
扬州盐商的衰败要从一个案件说起。乾隆年间爆发的两淮盐引案，亏空达1000多万两。需要指出的是，皇帝虽然屡次下旨严禁官员贪污腐败，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加给盐商的摊派是最大的。比如乾隆皇帝前后六次南巡，他口头上虽说“一切出自内府”，但是主要花费的都是两淮盐商的钱。比如“乾隆两淮盐引案”其中就包括“备办南巡出差银”。不仅如此，康乾以来，朝廷每次遇到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需要花钱的时候，盐商们都得踊跃捐输，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朝廷镇压白莲教起义，捐输共计白银550万两。
乾隆后期到道光时期，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和各种费用增加，“根窝”制度造成盐价高昂，高昂的生活成本引发了一连串社会问题。道光十一年，经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奏请，清朝废除实行了三百多年的“盐引制度”，改为“票盐制度”。实际上就是废除官盐由造册商人专卖的办法，改为任何人都可以运盐贩卖，凭票纳税。这项政策一实施，扬州盐商垄断寡头地位立马受到极大动摇。但我们还是要看到，“票盐制度”的推行，符合清朝中后期经济规模扩大的总趋势。
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朝廷多年没有疏浚的大运河运输困难，东南沿海受战乱影响，产盐数量减少，再加上银根紧缩，扬州盐业走向没落已是大势所趋，即便后来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力挽狂澜，却也无法阻止其颓势。逐渐，扬州盐商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来源：我苏网；编辑/丁雅欣（实习））
